鄧小平的三落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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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頓了一下又說：“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

顯然，毛澤東也考慮到一些人對鄧小平缺乏瞭解，於是他又反問道：“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總之，毛澤東認為，“我看行”，“我觀察是比較順的”。

經過毛澤東的推薦，鄧小平為更多的同志所瞭解。八大期間鄧小平被代表們選為中央委員，八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總書記。32年後，鄧小平回憶說：自己“一九五六年起擔任黨的總書記，是在領導核心之中。”據李雪峰同志回憶：鄧小平在中央決定他做總書記時，“他曾向毛主席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檔案承送。主席不同意，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們做，發文用中央名義，這實際上是賦予書記處重要責任，也是對小平同志的信任。……由於書記處要管黨政軍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寬，以後又增補了國務院和軍隊的同志。”

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6）

從1956年中共八大鄧小平進入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已經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直至1992年十四大他同新當選的黨中央領導親切會見出席十四大的全體代表。乃至現在召開中共十五大時，他已經不幸逝世，這41年中間，我們的黨、國家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

從1956年起我就當總書記（1）

從1956年起我就當總書記，掛七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

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是下級幹部，而是領導幹部，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當總書記。那時候我們中國掛七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

——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的談話

1952年7月，鄧小平和家人離開了重慶市，前往北京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同時還兼任西南局、中央組織部、國防委員會等許多部門的職務。

從事經濟領導工作，鄧小平在太行山時就表現出這方面的才能，無疑這會給毛澤東等留下深刻印象。他一到財政部，就瞭解黨中央、毛澤東對國家財政工作的指示，最後確定以毛澤東講過的收入要打足，支出要打緊，留有餘地這三句話編制1954年財政預算，強調就按這個方針辦。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少數領導幹部居功自傲，出現了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貪汙腐化分子。高崗、饒漱石表現得更為明顯，在個人權欲驅使下，他們走得越來越遠，最後竟走到破壞黨的團結、分裂黨的地步。在這次建國以來的首例嚴重黨內鬥爭中，鄧小平做出了重大貢獻。

據他後來的回憶講：“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作為重要的當事人，鄧小平的上述回憶很有說服力。後來，在如何看待“高、饒事件”的問題上，鄧小平又客觀地說：“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

為了揭露和挽救高、饒，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討論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後者的會共開了7次，前4次側重對證饒犯錯誤的事實，第7次是饒自我批評，會議由鄧、陳作了總結髮言。隨後，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向黨中央作了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報告。“高饒事件”使中共在取得全國勝利之後對團結問題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1954年2月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形成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後來，鄧小平又代表黨中央向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