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三落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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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過去七年，一般說來，我們黨經受住了這種考驗。”

他話題一轉：“但是，七年的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

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認為：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除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並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

幾年後，鄧小平回憶說：“執政黨的特點，已經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講清楚了。”（1962年1月）“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八大強調了這個問題。”（1957年4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志講話中著重講了（謙虛謹慎）這個問題。”（1962年1月）

鄧小平參加了蘇共二十大，對其積極意義在報告中也作了肯定，他說：“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隨後，鄧小平強調：“我們黨也厭惡對於個人的神化。”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我們黨、毛澤東同志就作了禁止為領導者歌功頌德的規定。並且一貫主張由黨的集體而不是由個人來決定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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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5）

鄧小平抬頭望望會場，提高聲音說：“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絡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儘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對此，代表們報以一陣陣熱烈的掌聲。當然，鄧小平也考慮到畢竟“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41年後，重溫鄧小平在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出的這些精闢觀點，我們感到這是何等的真知灼見呵。

鄧小平說：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後，又加了陳雲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後來又加了一個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在中南海舉行。此時，距八大開幕只有2天了。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了話。他說：“我在這裡還要談一下關於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上一次也談過，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雲同志。”他吸了一口煙又接著說：“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

端坐在椅子上的鄧小平心裡十分清楚，毛澤東的主張有著多種考慮。一是為了黨和國家安全，遇到偶發事件，幾道“防風林”都會起作用，這是“中心的目的”。二是防止像蘇聯那樣斯大林逝世後接班人難以為繼。所以“要預備那一手”。三是鑑於身體、年齡、精力方面原因，“不能登臺演主角”了。當然多幾個人工作也有好處。這些考慮幾個月前就有了。鄧小平想起了4月末時，毛澤東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們徵詢這方面意見。自己草擬的討論黨章修改稿的通知中也為此書面徵求各省、市、自治區的意見。所以，8月5日，自己將黨章第三十七條草案報送毛澤東時，裡邊就有設“副主席若干人”。而毛澤東在這句話後面又加寫了“和總書記一人”。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鄧小平接著毛澤東的話說：“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笑了，此前，他就風趣地說秘書長改為總書記，“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

鄧小平又說到自己當總書記不順，不行。毛澤東接過話頭：“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這時的鄧小平在毛澤東心目中已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是這位在江西蘇區被鬥爭的“鄧、毛、謝、古”中的鄧小平，在太行山擔當一個戰略區的領導人，和劉伯承千里躍進大別山，在大西南主政數年政績斐然，到中央工作後表現出的才幹，反對高饒分裂活動時堅強的黨性，年紀輕，可說是“少壯派”。

毛澤東的“宣傳”開始了：“我看鄧小平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