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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發了“官爵消費者”的購買興趣；同時，地方官握有空白憑照，不必再等戶、吏兩部轉文，也以軍需欠餉為由將賣官鬻爵的捐銀截留。
上門勸捐已屬給面子的客氣，不給面子的帶兵勒捐也已見多不怪。許多紳商畏懼官府的權勢，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銀子去換幾張空頭官銜的黃紙。紳商遍遭勒索之後，又有官員將目光注視到在外面做過大官發過大財的回鄉在籍官員身上。這些做過真官的家庭，本來就看不起捐班，對空頭名銜毫無興趣，可無奈於地方官一再勸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產。
以上種種手段琦善和他手下將官、幕僚們都商議過，勸捐等手法也開始運用，好在揚州鹽商富戶較多，勸捐得的錢糧尚算可以，所以江北大營的維繫也還沒出大的亂子。但琦善也知道這種方法用一次兩次可行，勸得多了，富戶們也會被榨乾的。所以他對榮祿說的辦團練、練新軍、買洋槍洋炮等建議不怎麼感興趣，他最感興趣的是怎麼籌得錢糧。
榮祿這小子提出的厘金讓琦善眼前一亮，這種方式似乎比以上那些不靠譜的手段要可行得多。但琦善不知道的是。厘金在原本的歷史上首行區域就是自己的江北大營，創辦者乃是自己麾下江蘇布政使雷以諴和他的幕僚師爺錢江。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主要任務是籌餉。這可是一件極難辦頂費力的差使。可他的一個幕僚錢江，當時頗具傳奇sè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個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陸要衝去設關卡，對透過的貨物按其價值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品過境稅。當時又被稱作“行厘”；另對開店銷貨的各商人按銷售額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業稅，當時又被稱作“坐厘”。厘捐的交納者亦可同其他捐納者一樣，領到捐得何種功名的部照。只不過這裡面再也沒有自願的sè彩了。
1853年10月，雷以諴首先在裡下河設立機構，向揚州城附近的仙女廟、邵伯、宜陵、張網溝各鎮米行派厘助餉，最初的標準是，每一石米，捐錢五十文。雷以諴一開始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哪裡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錢兩萬串。次年4月，他向咸豐帝奏報，此種方法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數月以來，商民無事。他還看出了此種方法的長期穩定xing，奏摺中稱：“且細水長流，源源不竭，于軍需實有裨益。”於是，雷以諴一面宣稱自己將在裡下河各州縣推行此法，一面提議由江蘇巡撫和南河總督在各自防堵的區域裡，“照所擬捐厘章程，一律勸辦”。
咸豐帝收到這一奏摺後，便下旨江蘇巡撫、南河總督等各就當地情形安當商酌，若事屬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變通辦理。這是咸豐帝第一次對厘金一事的表態。
1854年5月，雷以諴收到諭旨後，便在泰州設立分局，大張旗鼓地抽釐助餉。厘金的範圍從大米一項擴大到各類糧食、家禽、牲畜、油、鹽、茶、糖、鹼、棉、絲、布、衣物、酒、漆、紙、藥材、鍋碗及各類雜貨，可以說，沒有一種商品不抽釐。此外，對銀號、錢莊亦按其營業額抽釐。江蘇巡撫、南河總督大約也在是年下半年開始設卡抽釐。到了1855年初，有人向咸豐帝奏報“大江南北捐局過多”，可見其發展規模之迅速。
1854年底，欽差大臣、降調內閣學士勝保發現了厘金的特異功能，上奏宣揚其種種好處，並請下旨各地仿行：可否請旨飭下各路統兵大臣，會同本省鄰省各督撫，會同地方官及公正紳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勸諭章程，悉心籌辦。官為督勸，商為經理，不經胥吏之手，自無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隨收隨解，他省亦暫存藩庫，為協撥各路軍餉之需。
由此決定開始，滿清治下各省督撫可以針對本省情況定奪，酌量抽釐。朝廷的這一決定，將徵收厘金的權力下放到各省督撫手中，這對勝保的建策是一種修正，但對徵收的方法及標準，均無明確的規定。戶部對此並無通盤的設計，咸豐帝更是懵懂不清。他腦子裡想的只是要弄到銀子來應付缺口極大的軍費，至於銀子的來由，他不想過問，也弄不清楚。由此，各省紛起仿辦厘金。
可以說厘金制度的廣泛推行開始，為枯竭的省級財政輸了血。按照清朝的財政制度。一切財政收入均歸於朝廷，各省、府、州、縣要弄點錢，只能在“耗羨”等名目上打主意。自1853年夏天之後，朝廷財政已撥不下軍費，本無正當財源的省級財政卻要負擔為數甚巨的各軍營軍費。現在總算有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徵收渠道，誰也不肯將此交到朝廷財政去。厘金由此成了不受朝廷控制的大財源，由各省督撫所把持。也就在這一時期，厘金漸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