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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了那麼許多。為了吸引富紳大商投資官秩官位，他根據臣子們的意見，來了個減價大拍賣。1851年，他將1846年的捐例核減一成，打了個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戶部收賬為銀三百萬兩。1853年，再減一成，按八折收捐，當年戶部收得六十七萬兩，戶部得數甚少。戶部所獲捐銀的減少，並不是當時收捐總數的縮小，這主要是捐銀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這些銀子的去向無非就是地方官用於朝廷欠發的錢糧之用，似乎也怪不得那些無米下鍋的地方官吏。
接著大臣們又建議鑄大錢、發銀票、制寶鈔，當時中國的貨幣是白銀、銅錢雙制式。銀按成sè以重量為計，錢由清zhèngfu鑄造。為了用更少的成本獲取更大的財富，咸豐帝批准了臣子們鑄大錢的奏議。1853年4月起，戶部開始鑄造當十銅大錢，即1枚抵10枚制錢。除了朝廷的戶部外，又有13行省先後獲准開局鑄造大錢。為了直接獲利，各處並不全是開礦鍊銅或進口洋銅。而是往往熔燬原值一文的制錢，改鑄大錢。即便如此，鑄銅錢仍嫌成本太高，當時的銅資源十分有限。
也是1853年4月，咸豐帝批准發行銀票，即“戶部官票”，面額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不等。除戶部外，由戶部監督的官銀錢號，也發行了數量驚人的京錢票，面額有高達一萬千文者！這種近乎無成本的紙幣。獲利驚人。如寶鈔一張，工本費僅制錢一文六毫，造百萬即可獲利百萬，造千萬即可獲利千萬。除了戶部外，京外16省區也開設官銀錢局。發行“局票”。
從世界金融史來看，從以重量為計的貴金屬貨幣。發展到以數量為計的貴金屬或金屬貨幣（如金圓、銀圓、銅錢等）。再發展到紙幣，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從清代的經濟規模和商品交換的總量來看，紙幣的出現本非壞事。事實上，民間錢莊票號發行的各種票據也彌補了此種不足。但紙幣的發行須有完善的金融理論來指導，須有周密的設計，其中相當數量的保證金及嚴格控制的發行額。已是今ri使用紙幣的人們耳熟能詳的決定xing原則。
可是，咸豐帝也罷，奏請發行銀票、寶鈔的官員也罷，他們並無近代金融知識。更無改造清朝落後的貨幣體系的構思。他們只是為了應付本無能力承擔的財政開支，而濫用行政權力發行根本不準備兌現的大錢、銀票、寶鈔。毋庸多言，如此無限量空頭髮行毫無保證的紙幣，其後果必然是惡xing通貨膨脹，這與直接掠奪人民無異。
濫發通貨的後果，立刻就顯現出來，琦善等老臣也不是不知道，但咸豐帝裝著看不見，琦善很明智的也選擇了看不見。但從1853年5月滿清財政危機大爆發之後，前方將帥們再也收不到由戶部撥來的實銀，頂多不過是一紙他省協餉的公文。而各省對此種非分且無休止的指撥，根本沒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諉不辦。久而久之，此種皇皇的指撥協餉的命令，成了一紙並無效用的具文，將帥們別指望憑著它就可以弄到銀子。
在這種情勢下，籌集軍餉似乎已不再是朝廷的義務，而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戰區地方官的責任。咸豐帝在國庫一空的現實中，只讓前方將帥打仗，不肯管也沒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給了。
於是，既然朝廷不負責軍費，地方如何籌餉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朝廷管不著也管不了的事了。於是，在戰區各省，籌餉成了地方官諸般政務中的頭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數省份用整理本省財政的方法，增加財政收入，許多省份的辦法是利用各種名目加捐加稅，其中有四川的按糧津貼和隨糧捐輸；江蘇、安徽等省的畝捐；廣東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糧折sè。往往實徵是其定額的數倍，多收的款項成為各級官吏“中飽”的淵藪。在國庫ri虛的同時，許多官員腰包ri盈，戰爭給他們帶來了發財的新機會。然而，農業生產的技術和規模，限定其產出。農業稅再怎麼增加，畢竟數量有限。過度的搜刮使小民賠累不起只得鋌而走險，只得跟隨太平軍起義造反，更加加劇了太平天國的聲勢。
隨後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轉向富紳大商。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勸捐。按照原來的捐例規定，各省將捐銀數額交到戶部後，再轉行吏部，最後經皇帝批准發下標明捐得何種官爵的憑照。這種辦法需時多ri，往往銀子交上去後，很久沒有下文，還要花銀子打點以催促辦事胥吏。為了提高效率，咸豐帝應地方官的請求，命吏部直接下發空白憑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匯總上報，大方的把國家官位當成商品來批發。從此，捐官捐爵成為一手交錢一手發照的直接生意。這種高效率一時xing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