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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神經外科主任著名腦外科專家趙以成教授來北京主治，北京市宣武醫院腦外科王忠誠教授（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協助，我曾親歷過董老兩次三叉神經痛突然發作與兩位專家治療的經過情形。
1966年盛夏時節，正值“文革”運動剛剛開始，敏感的人們已經聞到了令人窒息的火藥味。81歲高齡的董老平素性情溫和、恬淡而寡言。本來說話不多的董老，如今音容笑貌少見，常常獨自呆在辦公室裡靜靜地閱讀，困惑？思索？恐怕兼而有之。
時隔不久，首都以至全國各高校首先組織“紅衛兵”起來造反，大鳴大放大揭發大批判，霎時間大字報鋪天蓋地。他們很快衝向了社會，大搞打砸搶抓鬥，其來勢兇猛異常。清華、北大的許多著名教授被頭戴高帽，身穿長袍。面孔畫花臉，胸前掛大木牌，牌上書寫“×××”大名再用紅筆打叉叉，糟蹋汙辱其人格，使他們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我國負有盛名的人民文學家老舍先生，就是在這期間因不堪屈辱而投身太平湖以死抗命。
“紅衛兵”受命的這些過火行動令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深感不安、憂慮與不解。這幾位中央領導人商定並徵得常委們同意，向各單位派出了工作組，力圖安撫黨心、民心與安定社會秩序，使機關工作不受干擾，工業生產得以維持、百姓生活不受影響。本以為採取這樣的措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們錯了！於是，這三位高階領導人不得不在人民大會堂萬人公眾大會上，公開向廣大群眾承認自己對這一場驟然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認識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所以犯了方向路線性質的錯誤！那麼，諒必董必武他老人家亦是如此心情？他連最喜愛的“功課”——書法亦少動筆。此時，從他的臉上再不見昔日隨他去湖北視察工作期間經常看到的那種可以叫人感覺到輕鬆和愉悅的神情。
正在這時，董老的三叉神經痛又突然發作了。這是同他當時的心情有關？還是醫學上所謂的“身心疾病”？
三叉神經痛發作已使董老疼得無法說話，不能觸控鬍鬚其痛苦情形近似上面所述。雖不是整個右側三叉神經痛，僅僅是三叉神經下頷支發病，不算太嚴重，但不能說話，不能喝水，也吃不了東西。
“我立刻用電話同衛生部保健局聯絡，要求馬上請天津趙以成教授來京為董老治病，但我很快被告知：聯絡不到趙教授，很可能他被“紅衛兵”揪鬥？
那天下午，董老的工作既忙又重要。他要出席一個重要的會議，另外外交部已安排好兩個國家新任駐華使節，到人民大會堂向國家副主席董必武遞交國書，董老都不好推辭。
在情急之下，我已顧不得我們的老部長、保健工作祖師爺對保健醫生的諄諄教誨：一個保健醫生不要輕易地自作主張，獨自給中央領導人做重要的診療措施，保健醫生的職責就是“多請示、多彙報、勤觀察、少用藥”。他的教導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日後的保健工作生涯中獲益匪淺。但當時，董老三叉神經痛發作的痛苦情形容不得我考慮那麼多，那是“非常時刻”，並非我自不量力。作為一個醫生的職責，我不能，且時間亦不允許等待，我別無選擇的餘地。再說，這一次三叉神經痛發作只是三叉神經的下頜支，治療方法是最簡單的一種，只需用麻藥做區域性封閉療法即可奏效，我心裡有數，認為是有把握的。若是整個右側三叉神經痛發作，需作頭顱上的卵圓孔穿刺封閉治療，我是萬萬不敢造次的。
我當即向老人家“自告奮勇”地說：“天津趙教授恐怕一時來不了，況且我們也不能等待，您若是同意的話，我來給您作封閉治療，肯定有效，不會有危險，頂多可能是效果差一點（我思忖著自己不要把話說得太滿）”
“好嘛，你就給我打一針。”董老聽了我毛遂自薦解釋後，爽快地接受了我為他作封閉療法的建議。
自然，在一個不懂醫的人看來，醫生用一根細長的針頭，抽上一針管麻藥朝嘴裡深深的扎進去，怪害怕的。但對醫生來說並不是什麼複雜的治療方法。
我從出診包裡取出一根約六七厘米長消過毒的細針頭，請董老張開嘴巴，在他右側下頜骨處粘膜上用淡碘酒消毒後，將注射器針頭刺入區域性粘膜下直至下頜骨，再向外退出一點，用針芯試抽一下，見針管裡沒有回血，說明針尖不在血管裡，針管裡的麻藥不會到全身去。這時，我將針管內預先抽好的2cc“利多卡因”麻藥，緩慢地向幾個方向注射進區域性，注射完畢就拔出針頭，站在一旁觀察情況。
大約過了十多分鐘，董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