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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的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是絕對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自己所以被選為周恩來的保健醫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紅出生紅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領導人身邊服務過以及有人推薦等因素以外，我學習過三年中醫大概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鄧穎超的母親是一個很好的中醫，鄧穎超十分敬重她的母親，她也很相信中醫、常請著名老中醫給周恩來看病，她本人看中醫、吃中藥常年不輟。
鄧穎超約見我那天，我騎著腳踏車急急忙忙由北京醫院趕到西花廳時，周恩來還沒有起床，總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將我引進客廳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廳西牆邊豎放著一面很大的穿衣鏡。我站在那兒用手理了一下頭髮，扶正了眼鏡，仔細看看自己衣著等有何不妥。
這時，我心裡正在想鄧穎超大姐約我來之前，肯定已看過我的檔案材料，她還會從各方面瞭解我的情況。她現在叫我來，諒必是要親自見見我這個人，透過與我交談對我有更多的瞭解。這畢竟是要為周恩來物色一個成天跟隨在身邊工作的保健醫生，她也想“選”得準一點。只等了片刻工夫，鄧穎超從她的辦公室向客廳緩緩走來。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並輕輕攙扶著她坐到小沙發上。
鄧穎超正在病中，她的身體顯得瘦削而虛弱，面部氣色稍有點蒼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你是張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見見你，因為身體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這兩天天氣太熱，你是騎腳踏車來的吧？”
“是的。”我答道。
她見我有點拘謹的樣子就說，“你在這裡不必拘束。”她指著茶杯又說，“先喝點茶，咱們慢慢聊。”
大姐說話聲音輕微，慢條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話音帶著一口好聽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說話一面從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遞給我。鄧大姐的和藹可親消除了我來西花廳之前的緊張心理。
她在簡短地詢問了我的家庭成員及個人經歷後關切地說：“你從小沒有爹媽是個孤兒，吃了不少苦，15歲參加革命隊伍又是個紅小鬼。你現在大學畢業，當上了大夫，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體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藥、是個藥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個治病救人的崇高職業。”
稍停後，鄧穎超向我介紹了自己的健康狀況。她正患著膽道疾病、輕度甲狀腺機能亢進、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和過敏性結腸炎等多種疾病，睡眠差，食慾欠佳、消化不良，身體瘦弱。說話間，我見她不時用手帕擦汗，並有一點氣急。
“今天說話時間太長了，請大姐先休息吧，別累著了。”我建議道。
“有點累，但還好。你隨我到房間去，我躺著再跟你聊一會兒。”我待她說完便扶她進臥室躺下。
鄧穎超臥室兼辦公室的房間不大，陳設簡單、樸素實用。房間中央頭南腳北地放著一張雙人床，床頭兩側各置一個床頭櫃，右側放一部手搖電話，左側放鬧鐘及手電筒等物；靠南牆玻璃窗處安放桌面鋪綠呢的大辦公桌；一對扶手小沙發置於東牆邊，沙發中間設一隻茶几，兩個玻璃書櫥靠牆而立；朝腳跟的牆上面掛著她母親一張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鄧穎超一躺下便面對母親慈愛親切的笑容，可見她對母親孝心至深。此外，房間裡再沒有任何裝飾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側床旁。
“你到我們這裡來，不必緊張，也不要拘束，可以隨便一些。以後我們會常見面，我向來尊重大夫，我把你們大夫當同志和朋友。我的身體不大好，經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幫助。我同他們合作得很好。”她又接著說了起來。
“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組織上派你到我這兒來工作，你的任務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說道。
少息，她向我介紹了總理辦公室的秘書、警衛、司機、廚師和服務員等情況。
“我們這兒人不多，就我跟總理兩個人，無兒無女，沒有家屬給你添麻煩。大家對總理就稱呼‘總理’，這是他的職務；對我，他們都叫我‘大姐’；這樣稱呼很隨便，很自然，千萬不要叫我們‘首長’。總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覺得身體好，不在乎，又不聽別人勸。他是個急性子，你跟他說話要簡明扼要，不要繞圈子，以後，你常跟他在一起，就會知道這些的。”她說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裡擺弄著。
“還有，他問你什麼事情，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不懂的就說不懂，只要老老實實，他是不會怪你的。今後，你在工作上遇到什麼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