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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認為“尚非其時，亦非其地”。可是老蔣（介石）則認為復出的機會將要來臨，於７月１４日率領大批黨政要員從臺灣飛抵廣州，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常委會、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最後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名義透過議案，設立“中央非常委員會”，決議規定“非常委員會”為非常時期最高權力機關。李宗仁毫無思想準備，只得聽從蔣某人的擺佈，宣佈成立非常委員會，主席是蔣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蔣介石把“王冠”奪回，從幕後走到臺前了，即使是“落草王”他也當仁不讓。
評析：
蔣介石在最高權力寶座上，曾几上幾下，幾伏几起，始終沒有放棄權柄。即使在蔣家王朝即將覆滅時，仍能把失去的“王冠”從李宗仁手裡奪回。這並不是因為他在國民黨政治圈內的政敵不精明，而是因為蔣某人太詭詐；他弄權的本領加上壟斷的政治資源，一直使他在權力角逐場保持著絕對優勢。
蔣介石是把一個又一個的李宗仁們壓倒，但他在與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較量中，權術完全失靈。其根本原因是，權術的功能是極其有限的，而且它的適用範圍也是極其有限的。權術碰到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失去了它的魔力了。“權術”不能違背“天意”，所謂“天意”，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是“民意”，是“民心的向背”。毛澤東的事業得人心，所以必勝無疑。
術篇第87節 幻想國際公理（1）
常言道，弱國無外交。自鴉片戰爭以降，舊中國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蔣介石比較喜歡仰仗國際勢力解決他在執政中所遇到的麻煩和問題，在國際爭端中也能透過外交途徑尋求解決。他的政治生涯與國際交往有著密切關聯。他的發跡與攫權，下臺與復出，崛起與沉淪，輝煌與尷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跡。他的成與敗，與國際交往不無關係。
然而，蔣介石在國際交往中的成功，並不等於國家和民族的成就。他仰洋人的鼻息，為了一個階級、一個政黨、一個集團乃至於一個家族的私利，不惜損害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不惜犧牲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如同周恩來所言，是“跪著辦外交”。就總體而言，蔣介石的外交謀略不是大略，而只是“小術”。他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舊中國的屈辱外交的命運。
守株待兔，幻想國際公理落空
“守株待兔”源出於《韓非子•；五蠹》，這一典故說的是一個農夫近似愚蠢的故事，自古以來，幾乎是老幼皆知。這個成語實際要比喻的是，不知變通或妄想不經過努力而僥倖得到成功。用這個成語來評判“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政府的外交作為並非誇張。
事例：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政府的無為外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與軍事上的不抵抗主義相適應，提出了怪異的對日“四不”外交方針。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全國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熱潮，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日絕交和宣戰。蔣介石對於這種正義要求，不僅不予以支援，反而加以指責，稱這是“絕路”，是“自取滅亡”。在他看來，民眾不要要求高了，“國民對政府唯一之要求，則在絕對不訂立喪權割地之條約”，其他“無論用何種方式與行動，無論解決對日外交問題之迅速，皆應予政府以斟酌情勢自由運用之餘地”。這一大段話只不過是一種託詞，隨後他提出了“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的對日外交方針，稱這是“今日我國外交唯一之途徑”。
蔣介石的“四不”對日外交方針如同日戲，在鴉片戰爭時期，滿清朝廷一個封疆大員在廣東被英軍擄到印度關在大牢裡講過類似的話語，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況下，想保持民族“氣節”的一種託詞。而堂堂的最高當權者以“四不”作為對日外交方針，實際令一切愛國的、善良的國人費解。“四不”暗含著蔣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圖，繼續矇騙愚弄國人，給人們一種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欖枝，乞求日本不要擴大對華侵略，其核心內容仍然是對日妥協、退讓的不抵抗主義的翻版，是誤國之策。
蔣介石被迫下野後，聲稱要“入山靜養”，實際上，念念不忘他的“四不”方針。擔心接替他執掌南京政權的孫科、陳銘樞會“貿然與日本絕交，絕無通盤計劃，妄逞一時血氣，孤注一擲，國必亡滅”，只有自己重掌大權，繼續對日本妥協退讓，才能“挽救危機”。蔣介石的“四不”的對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