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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說：“華北局勢更緊，不但本不應南下，蔣及中央委員皆應北上，現寇已深入，非座談抗日之時，只有大家上前線一拼。”他對身邊的人表示：“寧為抗戰而死，也不願離開此地！”
馮玉祥抗戰的義舉雖然受到蔣介石的阻撓，但是得到全國各愛國團體和廣大民眾的擁護支援，也得到許多愛國官兵的響應。抗日同盟軍迅速擴大，參加的除馮玉祥的原２９軍教導團和方振武組織的抗日救國軍外，還有從東北和熱河退到察哈爾省的義勇軍、防守長城各口的愛國軍隊，原西北軍舊部、察哈爾省地方武裝；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愛國學生也成批趕來參加同盟軍，這支抗日隊伍很快發展到８萬人以上。
１９３３年６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宣佈同盟軍為“革命軍民之聯合戰線”，以外抗暴日，內除國賊為宗旨，否認一切賣國協定，反對任何方式的妥協，決心以武力收復失地。同盟軍還規定政綱為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人、農民、貧民、士兵的生活，釋放因愛國而被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眾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和武裝的自由等。
隨後，馮玉祥公佈了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部的組成人員和編制序列，總司令為馮玉祥，總參謀長為邱山寧。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吉鴻昌為北路前敵指揮，率軍收復察東各地。
抗日同盟軍的成立，使全國人民的抗戰精神為之振奮。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肖佛成、鄧澤如、李宗仁、鄒魯等聯名通電，對馮玉祥“決領抗日之師，誓還我河山”的壯舉，表示堅決支援，並充當“後盾”。全國各界的支援，進一步激起抗日同盟軍將士的抗戰熱情。他們表示，要在馮公的領導下，誓以滿腔熱血灑疆場，保我山河，復我失地。
６月下旬至７月初，抗日同盟軍出征連戰告捷，先後收復康保、寶昌等地，繼又與敵血戰５晝夜，收復了軍事重鎮多倫（今包頭），收復了察省全部失地，全國人民大為振奮。馮玉祥提出，願“自率十萬飢疲之士，進而為規復四省之謀”；並於７月２７日成立“收復東北四省計劃委員會”，自任委員長。
抗日同盟軍成立後初戰告捷，使得蔣介石感到恐懼與仇恨。這是因為，第一，他認為，抗日同盟軍抗戰，貽誤既定的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貫徹。第二，擔心馮玉祥另立軍隊和政府，藉助抗日同盟軍，在察哈爾割地自雄，東山再起，動搖蔣介石的統治地位。第三，擔心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影響他的“剿共”計劃。在他的指使下，誣衊、辱罵馮玉祥的輿論四起。
蔣介石為了搞垮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雙管齊下”：
首先，採用武力鎮壓。早在抗日同盟軍進軍察東之時，蔣介石就命令何應欽“速籌軍事之徹底解決辦法”。７月何下令國民黨軍隊向察省推進，入察軍隊達１６個師，共１５萬人，威逼馮玉祥取消同盟軍，停止抗日。日軍與何應欽的部署相默契，兩個旅的日軍和偽軍共２萬餘人，向察哈爾邊境移動，準備進攻多倫等地。
為了切斷抗日同盟軍的物資來源，國民黨政府以貪汙罪將曾給馮玉祥捐款接濟的朱慶瀾調回南京辦理交代；調集大量軍隊封鎖察省對外交通，使張家口等地的糧食、彈藥接濟斷絕。
在日蔣進逼，戰爭處於一觸即發之際，馮玉祥立即通電全國和西南當局，說明因抗日而“獲罪於政府”，請各方主持正義。這個呼籲立即得到全國各方的響應。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電請北方各省當局各將領，“均應仗義執言，解此糾紛”，並勸進攻同盟軍的國民黨軍隊將領，“應以國家為前提，以民意為向背，不宜為個人所為，為亂命的操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白崇禧等，以強硬的態度致電國民黨中央與政府，指責當局派重兵入察。天津《民風報》在社評中指出：蔣介石“倒行逆施，謀以武力解決馮玉祥之抗日力量，則其賣國罪惡更浮於吳三桂多倍。”
術篇第81節 雙管齊下（2）
在各方面的輿論和西南實力派的壓力下，蔣介石、汪精衛未敢立即言戰，但仍堅持其取消政策。蔣汪發出儉電，繼續對馮玉祥進行造謠誣衊，並提出最後通牒四項條件，逼迫馮接受。馮玉祥向全國發出世電，答覆蔣汪的儉電，陳述興師以來抗日經過，駁斥所謂“抗命”、“割據”、“赤化”等誣衊。指出：“雖勝雖不足言功，但勝亦何至獲罪”，“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決不對內。”同日，他在日記中悲憤地寫道：“哀哉，同盟軍！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蔣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敵，更受轟炸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