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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組織反擊，從政治上、軍事上打擊廣州政府。
就在這時，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東北的戰爭，張學良奉蔣介石的命令，實行不抵抗政策，放棄東北。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遭到國人口誅筆伐。他執迷不悟，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這是一種對外妥協、退讓，對內堅持內戰，剿滅紅軍，強化獨裁統治的政策。
蔣介石希望以妥協退讓，換取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鬆動，然而，日本侵略中國的目標已定，並不願留給蔣介石的面子，不但不止住侵略的步伐，反而在佔領東北三省之後，又侵略熱河，步步緊逼。在蔣介石妥協、退讓，日本咄咄逼人，加緊侵略中國的步伐的背景下，全國的抗日熱潮無法平息下來。上海各界迅速組織了抗日民眾團體，８０萬工人發出告世界工人書，向全世界發出呼籲和平的正義宣告，北平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和上海學生甚至包圍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部長王正廷。根據當時統計，有將近五六萬人到南京請願，遊行隊伍喊出了“懲辦禍首蔣”，“反對國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號。
廣東國民政府看到全國各地抗日反蔣聲勢浩大，決定利用這一機會威逼蔣介石下臺。他們也打出了“抗日”口號，雖然他們的目的是借題發揮，乘機奪取中央政權，但對比南京政府壓制民眾抗日激情行徑，廣州政府能有抗日的表示，對人民群眾的抗日要求總算是個回應，因此，廣州政府一時間贏得民眾的支援，而南京國民政府對廣州的“愛國舉動”，也就無法批駁了。
博篇第33節 危殆關頭，“走”為上計（2）
１９３１年９月，蔣介石決定跟廣州國民政府妥協，蔣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唯願諸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
反蔣勢力看到蔣介石做出妥協的姿態，認為蔣介石示弱，越發威逼蔣下臺，提出三個條件：“一、蔣介石下野；二、廣州政府取消；三、由南京和廣州召開統一會議，產生統一的國民政府。”
南京政府回答：“其他一切條件都可以商量，唯一不能接受蔣介石下野。”廣東方面利用全國要求團結抗日，反對獨裁統治的呼聲，沒有絲毫讓步。而蔣介石為了確保手中的權力，竭力進行討價還價。
由於蔣介石將軍隊主要放在“圍剿”紅軍上，同時也由於國民黨內的紛爭內耗，使日本有機可乘，日益擴大對華侵略的戰火。在內外壓力下，１１月７日，在南京和廣州分別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共同產生一個統一的中央。儘管統一的中央有蔣介石的地位，但蔣介石並不甘休，他透過活動，把已投靠廣州政府的汪精衛接到南京方面。代表廣州政府與南京政府談判的汪精衛的代表，得到汪的指示，宣稱不去廣州了。在廣州和香港的汪派代表也都齊集於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果，國民黨竟開了三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鬧出空前絕後的政治笑話。
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大上，蔣介石表示承認錯誤，要求大家能夠“竭誠團結，來努力奮鬥以完成革命使命”。他的這一舉動收到較好的效果，北方的馮玉祥和閻錫山都表示擁護蔣介石。蔣介石看到政局開始發生微妙變化，態度又開始強硬起來，表示國難當頭，他不能放棄自己向上的職責，凡是想讓他下野的人，都是對黨國力量的破壞，他要求廣州國民黨勢力能夠以大局為重，團結在他的身邊。
廣州方面並不示弱。沒有辦法，蔣介石不得不面對現實，以“走為上計”，作出下野的選擇。１２月２２日至２９日，三個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產生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蔣介石於會前辭去自己所兼各職。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的這次下野的選擇，儘管是被迫作出的選擇，但在危殆關頭，採取此舉，使自己擺脫了困境，並掌握出重新復出的主動權。他對“走”作了周密的安排，佈下殺機。
首先，使下野變成金蟬脫殼。在全國抗日熱情高漲的情勢下，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朝野內外的聲討，如果任其發展，他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反對。鑑於此情，蔣介石希望有人能夠代他受過，分擔罵名，使自己窺避政治風險。
其次，在人事上進行安排。他在下野前，在國民黨中央安排了大量親信，使統一後的國民黨中央中，支援蔣介石的勢力能夠佔據相當比例。在軍事上，依靠黃埔系，來維繫他對軍隊的控制。在財政上，由宋子文控制財政部，把握經濟命脈。宋子文在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