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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倫理教育寓於接受知識的過程中，使學知與做人有機地結合起來。他給年幼的兒子開的書單子中，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書》。他期望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成為“治國”之才，而“治國”，始於“齊家”。“齊家”的標準，“在家，對親需要孝順”。他效法曾國藩對自己的子弟的訓誡，要求自己的兒子，在承襲傳統道德上成為模範。
第三，既重視傳統，又能趕新潮。在督促蔣經國學習傳統文化時，還在學習西方新學方面能夠提出要求，比如要求兒子認真學習英文，甚至說到這樣的程度，“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應允兒子的志向，支援蔣經國赴俄留學，既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也是一種時髦之舉。
第四，要求具體，持之以恆。他給兒子寫信頻繁，每封信必問學業如何，並提出具體內容和量化的要求，即使他對英語一竅不通，卻給兒子額外地規定學習任務，傳導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