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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機。他的新風與“國軍”的官風形成鮮明對比，江南在《蔣經國傳》中對他的表現是這樣說的：“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鍋飯，官兵一體，親如家人。”這樣的評語，給人感覺不是在說一個國民黨的軍官，倒好像是在說共產黨的軍官。不用說他全部做到，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屬下的風光可以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這也是政客們所忌諱的。於是，熊式輝改派蔣經國到江西贛南任行政專員，兼任贛州縣長。地區專員，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屬“地廳級”，熊式輝送這麼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這位資深政客的“馬屁”功老道。但是，專員這個位子，位高權不大。而且那個地方難出“政績”，你“太子”都搞不出什麼名堂來，那老蔣就不要責怪我無能了。
據說，熊式輝對小蔣作此安排，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防範。擔心蔣經國“赤色”復歸，“率領保安團上廬山打游擊”，那對於熊式輝來說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蔣介石不要他的腦袋搬家才怪了呢。
２．推行“良心政治”，熱鬧有餘，成事不足。
贛南專區管轄１１個縣，曾經是中央紅軍所在地。自然條件差，紅白對峙，戰爭不斷，生產力受到嚴重影響。紅軍撤走後，返鄉團復辟，土豪劣紳與軍人相勾結，魚肉百姓，下層社會的百姓苦不堪言。社會風氣敗壞，官員們貪汙腐化，橫徵暴斂；黃、賭、毒在官吏的庇護下氾濫成災。
蔣經國到任後，直逼贛州縣的積弊，推行“良心政治”，採取措施，革新社會風氣。一是禁賭、禁菸、禁娼，打擊惡勢力。打擊矛頭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親屬，嚴懲有嚴重劣跡的富戶。用鐵的手腕，打擊惡勢力。當時他提出“對贛南的濃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極嚴格的手段”，這裡所說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蔣經國認為這些人是“建設新贛南的敵人”，必須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這一行動初見成效。曹聚仁用誇張的詞語評價說：“許多頑強的惡勢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說來近乎奇蹟。”
從人們深惡痛絕的惡勢力下手，且有實際行動，比較得人心。於是乎，什麼“蔣青天”之類的傳聞不翼而飛。
二是踐行新風，影響每況愈下的政風。他在形式上還保留了在蘇聯的工作作風。上任後，以身作則，不坐公家僱用的三輪車。短裝草履，在黑巷、在農村巡視。遇到老百姓，就與他們在田間、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談得投機，從中體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蔣經國傳》中做了一個統計：從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一年跑了９００英里，繞贛南三次，順口說得出專區有多少橋樑和水利工程。這與那些養尊處優的舊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當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動去影響整個官僚層，那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事情，他們怎麼會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項革新舉措。第一，加強教育建設。主要是建託兒所、幼稚園、小學。其想法是，進行智力開發，人力投資。第二，進行社會革新。主要是進行移風易俗。第三，實行“統治式”的經濟政策。政府對各種日用品比如鹽、米等統制起來，定量出售，企圖抑制通貨膨脹。第四，辦幹訓班，訓練幹部。他認為“幹部應當是黑暗中的明燈，狂流中的砥柱，負有轉變社會風氣的責任”。因此，他注意抓幹部的培訓。在虎崗舉辦被稱作贛南的“黃埔”幹訓班。大門口的木牌上寫著“做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的對聯，用心表達辦學的宗旨。
術篇第104節 兒子推“新政”（2）
這些活動，就他主觀願望而言，確實是真心想進行社會革新，他將這種社會改革定位為“良心政治”。但是，進行社會變革，是一項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互動，這些社會積弊的總根源是國民黨統治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如果從根本解決起，勢必動搖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補補，這很難取得很大成效。實際情況是，儘管蔣經國的這些作為被中外媒體競相報道，炒作、拔高，對政風民風的推動是相當有限的。只不過是熱鬧有餘，成事不足。
３．宣佈“五年計劃”，現代化市鎮夢難圓。
蔣經國的新政，不僅在政治層面，而且還在經濟建設上提出了近似於幻想的計劃。他擬定了“五年建設綱要”，綱要規劃在五年內把各縣城建為現代化標準城市，並且將各縣２８箇舊市鎮，改建為現代化的市鎮。在其他主要經濟指標方面也是開出了讓人瞠目結舌的指標。這樣龐大、浮誇的規劃，是透過一個專區將他腦海中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