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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就包括工作場所不得鎖門。假如那次罷工是工會勝利的話，後來火災造成的後果就將大大減輕。可惜，那次罷工，工人們沒能實現自己的要求。
事件發生以後，《紐約時報》和其他新聞媒體對火災進行了詳盡的報道，也對事故發生原因進行了檢討。整個社會由於這一事件，處於震驚之後的強烈反省之中。工人的弱者地位，他們可能達到的悲慘程度，從來沒有這樣直逼人們的良知，呼喚社會的良心。處於中心的，是紐約州的相關政府機構和民間團體，他們首先出來共同承擔責任。
美國人從來認為，哪怕是一個微小的社會進步，也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推動甚至抗爭，而不能坐等政府施捨。因此，美國的民間社團一向發達。一個世紀前，紐約已經有了機械工人協會、婦女俱樂部聯盟公共安全委員會、平等投票聯盟、建築聯盟、紐約製衣聯合會、改進窮人生存條件協會，和全國人權聯合會僱員福利部等等組織。
平等投票聯盟的安娜·蕭博士說，“我低下自己的頭，對自己說，我是有責任的。是的，這個城市的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責任的。”人們的負罪感和責任感，最終落到一步步的具體措施。他們呼籲州政府建立防火局，並且大量增加防火和工廠視察員。
在防火局建立之前，建立了有25個成員的“改進工作場所安全委員會”。委員會頭一年就在紐約視察了1；836個工作場所，聽取了222個人的相關證言。有些聽證會在立法機構面前舉行。他們提出了大量新立法和修正案建議。這個委員會的第一個4年任期，是大家公認的“工廠立法修法的黃金時期”。《勞動法》就是在這一時期透過的。這個委員會和立法機構緊密配合，前者調查和發現問題，後者立法改進。
這些立法相當具體，例如，立法規定，工廠每層樓都必須有2個出口，其中至少有1個是室內或室外的消防通道。每層樓的建築面積每超過5；000英尺，就必須再增加1個出口；又如，只要建築物長度超過100英尺，就必須建立至少一個室外消防梯。對消防通道和消防梯作出防火牆等建築規範性的法律規定；限定工作場所每平方面積的工作人數，這個限定，以安全撤離的可能性為標準，等等。
三角公司火災慘案的所有不利因素，都成為立法的依據。《勞動法》規定，工作場所每3個月就必須進行一次防火訓練。1912年，立法規定，在7層以上超過200名工作人員的樓層，必須安裝自動防火噴淋系統。而在任何一個超過2層、僱員超過25名的工作場所，都必須安裝自動報警系統。鑑於三角公司散亂一地的廢紙箱和布料，是火勢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又有立法規定工作場所的廢物集中方式，規定廢物箱的防火規範。在這場火災裡，有30名死者是被燒死在敞開式的電梯中，紐約州於是在1911年7月立法，以後該州所有城市的電梯井，必須是封閉式的。
這些建築和防火規範，在今天可能都已經是常識了，在近100年前的上世紀初，對於這個世界的絕大多數地方，卻還是聞所未聞的新事物。
在立法完成之後，假如沒有政府行政部門對工廠的常規檢查和強制執法，前面的一切努力都將付之東流。而紐約州的行政部門一直自感軟弱。於是，立法機構進一步透過了一些加強行政部門許可權和能力的立法，例如，大大增加勞動部監督員的編制，立法規定各個部門的職責和權力，等等。站在今天回顧，大家都承認，將近一個世紀前的這個轉變，是行之有效的，是成功的。
146個生命悲慘地消失了。面對這樣的悲劇，一個社會是否吸取教訓，亡羊補牢，是檢驗這個社會是否健康的試金石。在這一事件中，新聞界承擔了他們監督報道、呼喚社會良心的職責，工會和民間團體是促成改革的中堅力量。州議會作為立法分支，成功地表現了他們是民眾利益的代表。這些法規的實行，顯然會大大增加僱主的生產成本。
這一事件遠沒有簡單過去。它開始了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革。這些變革表現在對於勞工權利的立法上。這些立法很快超越了防火的範圍。有關勞工權利和利益的立法，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得到突飛猛進的進展。羅斯福要在火災事件十幾年之後才當選總統，可是，羅斯福的勞工部長說，1911年3月25日，“新政從這一天就已經開始了”。你甚至可以說，60年代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一系列立法，從這一天，也已經開始。這不是人們簡單想象的，自由經濟的國家，必定是資本家可以利用契約任意製造奴隸，相反，一個健康的社會，可以做到整個社會制定契約，規範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