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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法庭上也是這樣，當事雙方的律師是不能直接對話的，因為一對話必吵無疑，法庭就會變成吵架的場所。規則規定，律師只能和法官對話，向陪審團呈示證據，而陪審團按照規則自始至終是“啞巴”。不同觀點和不同利益之間的針鋒相對，就是這樣在規則的約束下，間接地實現的。
這樣的技術細節，對於美國這樣的多元化而又強調個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國家是非常重要的，是民主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否則的話，發生分歧就互不相讓，各持己見，爭吵得不亦樂乎，很可能永遠達不成統一的決議，什麼也辦不成。即使能夠得出可行的結果，效率也將十分的低下。而《羅伯特議事規則》，就像一部設計良好的機器一樣，能夠有條不紊地讓各種意見得以表達，用規則來壓制各自內心私利的膨脹衝動，找到求同存異的地方，然後按照規則表決。規則保障了民主程式的效率。
當然，就像有了好的電腦還要有好的軟體一樣，《羅伯特議事規則》只是一套洞察人性而力求公平與效率的技術性的設計。在民主的議事程式中，這套議事規則的效果，則依賴於開會者對遊戲規則的尊重。
第三部分 讀書（一）對罪惡的集體記憶力
4月24日，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法庭上氣氛凝重肅穆。本地的聯邦檢察官德格·瓊斯面對12位陪審員，強壓激動，深深地長吁一口氣，“女士們先生們，很久很久了！37年前，差不多38年了！”
對託瑪斯·伊·布蘭頓涉嫌參與38年前的黑人教堂爆炸案的刑事審判，終於開始了。
那是1963年。那時候，美國幾個落後的南方州，仍然依據歷史上形成的法律，實行學校和公共設施的種族隔離。這一區域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最終在60年代被聯邦政府和美國北方的精神主流以及南方黑人的覺醒反抗所打破。可是，那裡舊有的保守勢力在竭力抵禦這樣的反抗，尤其是他們中的極端分子，主要是三K黨組織的成員，他們甚至企圖用暴力抵擋種族平等的歷史潮流。
於是，在最落後的兩三個州，60年代發生了一系列由仇恨驅動的暴力案件。阿拉巴馬州是其中的典型。伯明翰市是阿拉巴馬州的重要城市，黑人居民比較多。三K黨分子多次在黑人教堂等地方引爆炸彈，以致於伯明翰以此出名，人們把“伯明翰（Birmingham）”叫做“爆明翰（Bombingham）”。
美國南方宗教氣氛濃厚。阿拉巴馬人，不論是黑人還是白人，多數是基督教浸禮會的信徒。星期日早上，他們會打扮齊整，領著自己的孩子上教堂。帶孩子的家庭通常會早去一個小時，為的是讓孩子們在禮拜之前，可以參加一個小時的“週日學校”，那是牧師特意為孩子們開的《聖經》學習班。在南方人心目中，沒有什麼比參加“週日學校”的孩子更聖潔的了。他們就是天使的象徵。這是南方文化的一個傳統。就是在這樣的時刻，伯明翰市第16街浸禮會教堂，一個黑人社群的教堂，地下室裡，一顆炸彈轟然爆炸。這顆炸彈炸死了正在教堂地下室裡的4個黑人女孩：14歲的安迪·柯林斯、辛西亞·維絲麗、卡羅爾·羅伯遜和11歲的丹尼斯·麥克納。教堂對街的商店裡，一隻鍾在強震下停擺，記錄了這個罪惡的時刻：1963年9月15日上午10點24分。
調查立即證明，這是有人蓄意安放的炸彈。很快就有證據指向當地活躍的三K黨組織的成員。這個罪案震動了全國。雖然在60年代轉型時期的南方，曾經發生了多起震動全國的“仇恨謀殺”，但是，沒有什麼能夠比這4個女孩子的被殺更令人震驚的了。先是阿拉巴馬州司法部，後是聯邦調查局，針對這一罪案展開了一系列調查。結果，聯邦調查局卻沒有起訴他們調查鎖定的4名嫌疑犯。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案子沒有直接證據。沒有找到目擊者和直接的物證，而只有一系列間接證據。僅僅依靠間接證據的案子，在法庭上要定罪往往非常困難。關鍵是這樣的證據必須能夠說服陪審員。
根據美國的司法制度，在陪審團沒有認定有罪之前，必須假定嫌犯無罪，必須保障他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法律要求對刑事指控的證據必須是合法取得的，並且是“超越合理的懷疑”的。這些證據必須確鑿到能夠說服陪審團的所有12名陪審員，達成一致意見才能定罪。一票不同意，就不能認定被告有罪。
根據司法程式，這樣的謀殺案件必須在本州審理，必須由當地居民擔任陪審團。當時在這幾個落後的南方州，白人大眾中普遍贊同種族隔離，三K黨成員在當時相當普遍。在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