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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狀，長期來比較一致的認識是，這是一種集體歇斯底里，多發於比較緊密而孤僻的少女群體，和環境的壓抑也有一定的關係。這種歇斯底里症狀通常會在一段時間以後消失。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們才發現，真正的禍首很可能是一種寄生於黑麥的真菌：麥角菌。這種麥角菌會產生一種類似於現在的毒品LSD的毒素。吃了這種受麥角菌感染的麥子以後，抵抗力較低的人會產生幻覺。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狀，其實是一種麥角菌中毒。但是塞勒姆審巫案後來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迫害，其根源卻在於當時司法體制和程式的缺陷，在於新英格蘭的社會狀態，和當時人們的不安全感。
塞勒姆審巫案留給後世的最重要遺產是法庭證據的嚴格認定原則。在塞勒姆審巫案中，被告和證人的互相坦白、揭發和道聽途說都可以作為證據，逼供信是塞勒姆審巫案法庭失控的主要原因。300年前在塞勒姆發生的事情給了人們一個嚴重的教訓，只有經過一定程式認定的確切無疑的證據，方能在法庭上作為陪審團判斷的依據。法庭必須排斥那些不經呈證程式檢驗的證據，排斥非法取得的證據。被告必須享有專業律師為之作辯護的權利。
至於很多人在法庭內外的坦白、認罪和互相揭發指控，其原因雖然很複雜，難以用一句話講清，這種現象卻並不是我們所陌生的。原本無辜的弱者互相指責、互相迫害，大規模地殘害同類，是很多地方多次發生過的事情。這種事情在局外人看來十分荒唐，事後也顯得不可思議，身處其中的時候卻幾乎無人可以逃脫，大部分人都會像吃了迷魂藥一樣，身不由己地參與互相迫害。
300多年過去了。那條從審判法庭通往絞架山的路，還在馬薩諸塞州塞勒姆鎮的地圖上清清楚楚地標著。當年犧牲在絞架山上的幾十個無辜者，用他們的生命奠定了後世美國司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寧可放過十個，不可錯殺一人。
三、歷史的驗證
在塞勒姆審巫事件中，有一個人，只有一個人，逆流而行，公開譴責這種審判。他叫約翰·普洛克特（John Proctor）。普洛克特是一個普通的農夫，還開了一個小酒店。審巫事件一開始，他就公開表示反對，譴責那些歇斯底里的少女是胡說八道。不久，有人揭發他的妻子就是一個巫婆，他立即大聲疾呼地為妻子辯護，儘管他知道這樣做對他非常危險，引火燒身幾乎不可避免。果然，他家的女僕出來揭發，他也是一個巫漢。
1692年8月5日，普洛克特受到審判。當他被關在監獄裡的時候，普洛克特寫信給波士頓的牧師，要求他們干預，要麼把對他的審判轉到波士頓去，要麼掉換審判法庭的法官，因為塞勒姆審判法庭的法官已經形成偏見，審判純屬形式。受這封信影響，波士頓的8個牧師舉行了一次會議。後世普遍認為，這次會議是促使塞勒姆審巫風潮結束的一個重要事件。可惜的是，對普洛克特來說，結束得太晚了。8月19日，他被吊死在絞架山上。他的妻子，因為懷孕而捱到了風潮結束，倖免於難。19年後，1711年，他的家人獲得了150英鎊以作為他被害以及他妻子被囚禁的賠償。
260年後，1953年，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根據普洛克特被害而創作的《驗證》（The Crucible）在紐約百老匯上演。觀眾和評論界都認為，這是米勒繼《推銷員之死》以後最出色的作品。對於那個時代的很多觀眾和評論家來說，毫無疑問，米勒就“重大題材”創作的這個劇本，是對“麥卡錫主義”和“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勇敢回答。
塞勒姆審巫案和麥卡錫主義不同於歷史上的民眾私刑，它是在制度化的權力運作下進行的。恐懼和不安全感，是這種制度化的權力手裡的工具，用來脅迫和挾持民眾，冤枉無辜，迫害異己。塞勒姆審巫案的教訓是，必須強調法庭程式，特別是有關證據的程式。麥卡錫主義造成嚴重後果的原因，也正是因為主持調查的是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而不是法庭，因而回避了嚴格的司法驗證程式。塞勒姆審巫事件警告所有的後人，即使在當時當地看來似乎確切無疑的事情，如果不嚴格按照獨立的法庭程式和證據排斥方法加以檢驗，那麼冤枉無辜的荒唐悲劇是隨時有可能發生的。在制度化的權力的參與下，罪名是可以羅織的。
1992年是塞勒姆審巫案300週年。馬薩諸塞州議會透過決議，宣佈為300年前塞勒姆審巫風潮中的所有受害者恢復名譽。當年的人，不管是迫害無辜的人，還是受迫害的人，都早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