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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這麼做是想借此讓群眾把矛頭指向林彪的仇人，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賀龍。經康生這麼一說：“二月兵變很快在北京，全國流傳開來。
林彪立即接過康生拋過來的政變繡球，要求吳法憲、李作鵬趕快去找材料，中心就是陷害賀龍插手空軍和海軍，想把這兩軍作為搞反革命政變的基地。這兩種編造的材料丟擲後，賀龍就不明不白地被捕了。但麻煩的是沒有過硬的罪證材料，林彪心裡有點發虛。此時，又是康生出來解圍。
他憑著自己的想象繪聲繪色地描述起了賀龍是怎樣搞兵變的：你們知道嗎？賀龍在北郊修了個碉堡，還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他給體委發了槍炮，大炮就安在什剎海，對準著中南海。海軍、空軍都有他的國防俱樂部或無線電俱樂部。賀龍與劉仁，與團中央的玉照華都有關係，一次發七百條槍。
這麼一位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出來說話，而且說得又是那樣的有鼻有眼，哪還有假嗎？人們原先所存的一點懷疑此時也都消散了。賀龍此時就是有翅也難飛了，更何況野心家正想要他的命呢？林彪為此對康生大加讚賞。
康生討好林彪的另一著是編《林彪文集》。1969年把中央黨校的心腹叫來交代說：“你們要把林彪文集印出來，規格同《毛澤東選集》一樣，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務。時間要抓緊，對外要保密。”
經過一年的時間的忙碌，《林彪文集》印出來了，封面是閃閃發光的燙金大字。印完後，康生恭恭敬敬地把樣書送給林彪。但這一次他留了一手，先不急著發行，要看一段時間再說。林彪拿著這金光閃閃的《林彪文集》，十分高興，稱讚康生為不可多得的智囊人物。沒想到康生這一手算是留對了。林彪於1971年“九·一三”摔死於溫都爾汗。他不禁一嘆：“好險呵！”然後下令把那數以萬計的《林彪文集》送到了紙漿廠裡，秘密地銷燬。
1966年12月，姚文元《評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為此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也即《二月提綱》。康生作為小組的成員也參加了討論，當時彭真曾徵求過他對《提綱》的意見，他搖搖頭說：“沒有了。”他本人還親自圈間過，並順道與彭真一起到武漢向主席彙報。
時隔一個月之後，當他與江青一起向毛主席彙報時，卻意見頗多了。他說：“彭真執筆的這個彙報提綱，是反對文化革命的，這是包庇吳晗。他們也是反對主席的，在吳晗和彭德懷翻案是否有聯絡的問題上，他們明目張膽地與主席唱對臺戲，居然當面反駁主席。”他又繼續挑撥說：“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彭真等人控制的單位，一直按兵不動。他們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了。”
當毛主席給《二月提綱》定性為“錯誤的”以後，在五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大會上，康生除了向《二月提綱》發射猛烈攻擊以外，還說：“我雖然也是五人小組的一員，但彭真偷偷摸摸地揹著我，根本不同我商量，這完全是一種陰謀活動的產物。”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的。
結果彭真被撤銷了一切職務。而康生則是吉星高照。他和陳伯達被指定來起草“五、一六”通知。不久，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顧問。這個小組後來獲得了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權力。康生也隨之達到了一種幾近一下之下，億人之上的地位。
但是，搗鬼有術，也有效，但不會長久。總有一天是被人識破的。康生生前雖對他的這些陰謀詭計掩飾得較巧妙，但死後人們還是恢復其野心家、陰謀家的本來面目。真應驗了一句古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四人幫”膽敢改遺囑
毛澤東逝世的訊息一傳出，舉國震驚，永珍哀鳴，全國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可是，當人們還沒有從哀痛中擺脫出來的時候，在中央高層圍繞著毛主席的遺囑正在進行著一場秘密的權力鬥爭。
遺囑內容在當時當然是屬於高階機密的，一般人自然無從知曉。
該遺囑是毛主席病重期間寫給華國鋒的，內容只有三句話：“一是慢慢來，不要著急；二是照過去方針辦；三是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很快在政治局會議中作了傳達，但他當時絕沒有料想到後來會由此生髮出那麼多的事的。
9月16日，華國鋒一直忙到深夜十一點，才從人民大會堂臨時辦公室回家。按慣例到家後，他還要批閱完秘書放到小竹筐裡的所有檔案才去休息。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