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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在處理“釘子戶事件”上的態度，最終基本上都是尊重了“釘子戶”自己的意願。
在“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炒得沸沸揚揚的時候，這個新聞的背景、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是：2007年3月16日，起草數年、幾經爭議的《物權法》透過，將自10月1日起施行。一法學專家認為：“《物權法》將終結圈地運動和強制拆遷，使其成為歷史名詞。”有人分析，如果《物權法》生效，該“釘子戶”應可勝訴。而楊家小樓的主人吳蘋卻似乎比一些專業人士看得更遠更寬：“不僅是《物權法》，《物權法》之前的《憲法》也保護私有財產不能侵犯。”“《物權法》也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公共利益的界定問題。其實中國法律已經很多了，關鍵是執法問題。”
“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個象徵——一個當代中國城市拆遷運動的典型樣本：涉及面廣、矛盾尖銳、社會關注度高、理論爭議多、處理難度高
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掀起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運動，“拆遷”、“徵地”這些詞語成為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一個痛。隨著城市化步伐的不斷加快，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前十年中，城市化過程中的“拆遷”和“徵地”運動演繹得最為激烈。
由於“拆遷”涉及多方利益，政府、開發商、住戶在拆遷問題上，始終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在實際操作中圍繞著拆遷發生的諸多矛盾，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第二部分 第103節：法為（10）
而無論是與政府、開發商還是拆遷公司相比，被拆遷者似乎都處於絕對的弱勢地位，他們無處博弈，更沒有博弈的資本。當粗暴野蠻的拆遷行為侵犯到被拆遷者的利益時，被拆遷者往往會採取特立獨行的維權行動。
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進入迅速城市化發展階段，到2009年，在中國近十餘年的拆遷運動中，其中的暴力拆遷和反暴力拆遷成為了一道獨特的歷史景象。
在21世紀之初，因拆遷而積累導致的社會矛盾，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呈現在公眾面前。新華社記者對拆遷問題進行專題調查後，為相關報道冠上了“拆遷之痛、痛徹民心”的標題。2003年8月22日，家住南京市鄧府巷同慶裡的翁彪因拆遷問題，在鄧府巷拆遷辦公室自焚身亡，在場的7名拆遷辦工作人員受傷；此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9月15日，在北京天安門前，跟翁彪同樣的“自焚”悲劇發生在安徽農民朱正亮身上。
2003年9月19日，也就是在安徽農民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門自焚後的第4天，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認真做好城鎮房屋拆遷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的緊急通知》。隨後，中央派出4路人馬，分赴山東、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突擊調查拆遷問題。
在政府積極出臺拆遷管理規定的同時，暴力拆遷的悲劇還在不斷上演。2003年12月，家住蘇州市工業園區的孫寶祥和朱玉珍在睡夢中被人強行捆綁帶離，隨即，他們居住了25年的房屋倒在了推土機鐵鏟下；2003年12月，瀋陽市于洪區北陵鄉下坎子村居民房屋遭剷車野蠻拆遷，一名正在屋內睡覺的61歲老人被當場埋在廢墟之內
針對愈演愈烈的暴力拆遷行為，2003年12月3日，建設部發布《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要求規範城市房屋拆遷估價行為，維護拆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004年初，作為《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配套法規，《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工作規程》由建設部頒佈，於3月1日正式實施。在3月14日的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透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把完善“土地徵用制度、私有財產保護”寫進了憲法，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
雖然有這些重量級舉措的出臺，但在2004年，“強拆”卻絲毫沒有減弱，反而有繼續擴大的勢頭。2004年5月，湖南省嘉禾縣為促進拆遷，對與拆遷戶有親屬關係的公職人員實施“家屬不搬遷、職工被停薪”的“四包”“兩停”政策，導致3位拆遷物件被錯誤拘留，11位公職人員遭“株連”，160多位公職人員受到牽連。拆遷過程中還打出了類似“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驚人標語，一時震驚全國。事情發生後，國務院作出決議並通報全國，嘉禾縣5名官員被罷免。
2004年5月，瀋陽55歲的拆遷戶董國明因拒絕搬遷，他家的房門被開發商從外面用射釘槍釘死，禁止出入。為了讓董國明妥協，開發商使盡了招數：每天晚上隔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