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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如果我們認識到，今天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西方在科技的多方面先進地位實際上只是晚近才出現的事，那麼我們那種在歐洲中心論支配下的自高自大就會受到教訓。李約瑟斷定，到17 世紀中葉，歐洲和中國在數學、天文、物理方面的知識已溶為一體，雖然直到19 世紀末，中國的植物學知識還沒有趕上。他論證說，在醫藥方面，中西兩大傳統尚未合流，西方醫藥儘管在19 世紀取得很大進步，但在1900年以前，實際的醫療成就沒有超過中醫。（不管怎麼說，直到19 世紀80 年代，倫敦的醫生還在用螞蝗給病人放血。）即使承認西方在現代化學、外科和其他許多方面的優越地位，這仍然是一個相對的問題。為什麼中國落後了呢？但更值得一問的是，為什麼歐洲能這樣生氣勃勃地一往直前呢？這後一個問題也許是真正的奧秘所在，但超出了本書討論的範圍。這裡讓我們來考察一下，中國人的生活中有些什麼因素似乎已經阻礙了現代科學的獨立發展。
在思想領域裡，從13 到19 世紀理學盛行的一段時間內，朱熹的教導主張誠意在於“格物”（考察事物）； 之後就可以進而瞭解自身。但“格物”這個詞的意思並非指科學觀察，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國人治學一直以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
在清朝（1644…1911 年）統治下的17 世紀末，一些儒家學者開始對古文經籍和其中的教條持一種較為實用和批判的觀點。這叫做“漢學”與“宋學”（即理學或新儒家思想）相對立。這是以批判方法治學的總的運動的一部分，而這種治學方法則體現在史地和經學訓話的研究上。然而，儘管這些後起學者有顯的智力，他們仍未衝破儒家思想的樊籬，不甚關心物質技術。他們那些卷峽浩繁剖析人微的鉅著（最大的有3。3 萬章）； 今天成為紀念儒家學者在繼承和發揚其偉大文化傳統所花精力的豐碑，但並未表現出他們在應付新的問題上有什麼獨創之見。
科學發展的另一阻礙在於中國學者未能制訂出一套比較完整的邏輯體系，使人們能夠據此以概念來檢驗概念，並系統地將一種陳述與另一種陳述進行對比。中國哲學家以為，凡是他們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證明的。他們不像希臘學者那樣注重文法與修辭的區別，因而不甚注重抽象與具體之間或一般與特殊之間的區分。中國作家更多地依靠比例勻稱這一總的思想，依靠對偶句的平衡，依靠行文的自然流暢。他們那種著名的連鎖推理法，曾被21 世紀中國學者奉為不刊之論，而在希臘學者的眼裡，這不過是一連串的如意算盤而已。在這邏輯弱點的背後，還有中國文字作祟。用象形文字把文化遺產一代代傳下來的結果，使文字本身具有一種獨立的地位。它們似乎成為一種經久不變的實體，而不僅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例如，孔子和朱熹以及他們無數的門生弟子所想所寫的各種美德，在文字表達上各具有特定的含意，而這些含意卻已被人牽強附會，給它們加上廣泛的哲學解釋。按中國語文的本質，不允許用其他可以互相換用的或同義的詞來表達這些概念。儒家的五德“仁義禮智信”（大概的意思相當於英語的仁愛、正義、禮儀、明智和忠信），是難以用別的字或說法來表達的。對措辭要求嚴謹，在中文裡，比任何一種拼音文字都厲害。中國人比西方思想家更難於擺脫其文字的侄桔。要是你對儒家的五德發生疑問，那就等於是不承認有那些表示五德的含意的文字。
文字對人的這種束縛，還因中國對學生的教學方法而得到加強。中國學生歷來是先背熟經文，然後才去理解它們的。文字只有在透過眼睛和耳朵，透過運用手上肌肉的協作來書寫，牢牢掌握記住之後，它們的意義才會得到學習和討論。熟習分量很多的經文，需要有很好的記憶力，而記憶力已在學習漢字時挑起了很不尋常的擔子。中國的語言體系是權力主義的天然基架。隨著文字的束縛及其強調記憶這一點而來的，是使人在智力工作中不使用雙手。當然，文人是力求練好他的書法，使之成為一種美術的。但一旦他身著長衫進人統治階級，他就放棄體力勞動，因為那是屬於另一社會階層的標誌。中國人的生活迫切需要解決餬口問題，而學問則顯然是取得經濟保障的康莊大道，因此文人便非常重視那些表示其學者身份的標記：穿長衫和注意文士生活上的種種禮節，以致沒有時間或機會去從事體力運動。靠雙手工作的是平民百姓，不是文人學士。所以文人學士並不同匠人在車間裡一起工作，也不同那需要新技術的工人在一起幹活。這種手腦分離，同達？ 芬奇以下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