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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禮教習俗因其關懷人的事務，當然可以稱之為人文主義的，但它也助長了家長式統治，並容許了高度的專制主義。官吏的任務是操縱百姓而不是代表百姓。皇帝及其官員對經濟生活中的財物以及對於從業人員，都具有範圍很廣的特權。他們隨意制定了鹽鐵的國家壟斷，控制了各種貨物的生產和分配，大規模地、無情地徵發搖役和兵役，禁止集會和一切未經許可的結社，並且一般是在並不擔心有什麼更高法律制裁的情況下實行統治的。但由於中國社會事事處處都照顧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社會安寧，這種專制主義有所緩和。儘管有關於專制制度的種種理論和辦法，中國的傳統仍然明顯地沒有把國家置於人類之上。它不是國家至上主義。但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並非在於理論，而是在於環境，是由於政府和統治階級始終是表面上的，僅僅是整個社會的上層。他們必須時時牢記“天視自我民視”。同時群眾中間還保留另一種政治傳統，它不是家長式的控制，而是暴力反抗傳統。
民間教派與農民起義
中國國內及國外的現代研究工作，正開始對儒家統治階級底下中國民間宗教經驗這個汪洋大海進行深人探索，而這方面的文字記載則出之於統治階級的文人之手。這個領域為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統治階級所輕視，被當作“民間迷信”，而其各式各樣的信仰和做法確實是五花八門，特別是由於其因地而異，更顯得花樣繁多。中國村民希望透過信仰和儀式，在禍福無常的生活中尋求生活的意義和保障。農民的宗教作為中國民間文化的一部分來說，它自然受較高階文化的許多影響。例如，如阿瑟？ 沃爾夫所指出的，中國人的三大型別超自然的神靈中，祖先是每個人都關心的；各式各樣的地方神則帶有“與朝廷官員相似但屬於超自然”的一切特色，它們在一個分工負責的等級制中有條不紊地掌管人們的事務；而鬼怪這類精靈則相當於不能適應環境的人、流浪人和陌生人，它們通常是危險的，往往是作惡的。民間教派的信仰可能借用了道教、摩尼教（主張有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之神並存）或佛教的信條，或其不同信條的結合，但它們的特點是，通常總有一些號稱與神靈世界相接觸的有靈感的巫師作為首領，他們預言大禍和天譴即將降臨，也就是帶有一種“千年後賜福”的思想（類似歐洲中古時代信仰千年後基督重新降臨的說法）。在這末來的大劫中，只有教派裡的信徒能得救轉生。同時，信徒在一個特殊的自己人集團裡享有會員身分。
對這些民間宗教，可以根據它們確鑿的宗教信條來加以研究，也可根據其逃避現實，為抗議現實或有時起義謀反的社會意義來進行研究。例如丹尼爾？ 奧弗邁耶所研究過的一些佛教教派，都是打算拯救世界的，其典型的教義是相信有未來之佛亦即彌勒佛降臨，賜福人間，有些教派是可以志願參加的公開組織，並不打算保密，絕非秘密會社。雖然它們通常都承認政府的權威，但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它們帶有強烈的平等主義箱神，同儒家那種等級分明的社會秩序相對立。在一個教派之內，女人可能是男人的領袖，年青人可能領導年長者。非法的宗教教派與三合會及其流派那樣的非法秘密會社不同，因為後者雖然是反朝廷的，但對社會秩序卻抱有正統的思想，而非法的宗教教派則一般持異端邪說，狂熱地追求社會平均，帶有破壞性和無政府主義色彩。當人民生活愈來愈艱難的時候，一個以上層階級底層人物為首的民間教派可能會產生狂熱，掀起暴亂。由於中國歷史上這種事變發生過多起，官署和士紳通常都禁止異端教派。當它們被禁受壓時，教義通常由壇主秘密口傳給門徒，要把它們消滅是不可能的。而且，各式各樣的教派滋生不絕：在近代有“先天大道”、“一貫道”、“天原道”、“八卦教”，它們都有共同的特色，即有成群的奉同一信仰的人分散在各地，如蘇珊？ 納奎因女士所說，他們“平時分散，有機會就結合在一起”。她曾細述八卦教頭目們發動暴亂的過程。這批人相信王母娘娘的白蓮教，會給人間帶來千年幸福，曾於1813 年在華北策劃叛亂，甚至進犯紫禁城達數小時之久。一個分散各地的教派要利用它通常沒有文化的教徒來發動武裝起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這樣的一個運動獲得成功，必須擁有武裝力量，或者同武裝力量相聯合。近幾十年來，我們看到中國的舊政體被推翻和改造。但在注視民族主義、自由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整個文明世界中其他活躍因素的出現時，我們不應忘記中國人民自己的經驗，這是個大部分尚未探索過的庫藏。中國人的傳統是豐富多彩的。異日也許會從中產生出別的因素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