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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些統計數字就可以看出來。從公路的裡數講，中國（1943 年有78 ； 850 英里）約等於西班牙（ 1941 年有77 ； 574 英里）。從鐵路里數講，1942 年的中國（包括東北在內共12 ，036 英里）小於伊利諾斯州（ 12 ，967 英里）或義大利（14 ； 384 英里）。從紗錠數目講，中國和義大利不相上下。中國政府所能使用的電報線長度（1943 年59 ； 275 英里）超過義大利（1938 年41 ； 354 英里），但不及法國（1937 年229 ，000英里）的1/3。如果再看看物質因素不那麼強的事業，則中國（人口約4。5 億）中學生總數1 ； 163 ； 116 名並不比伊利諾斯和紐約兩州（人口約2300 萬）的中學生總數1 ，077 ，000名多多少。
不管我們怎麼看，國民黨中國的裝備和現代工廠規模都不大。它的工業產量小於比利時，它的海空軍力量微不足道，它在美式生活用具和裝置方面抵不上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州。然而，這小小的、比較無足輕重的現代美國一個州里的東西，卻要在一片廣闊古老的土地上分攤給富有活力的大批人民。所以南京面臨的問題從一開頭就是很難解決的。
一黨專政。1927 一1937 年的10 年期間，南京國民政府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最現代的政府。它是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由國民黨控制的。國民黨襲用了孫逸仙提出的政府五權分立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其中行政院設外交、經濟、交通、國防等12 部，立即成為使其餘各院相形見細的最主要的院。考試和監察兩院是孫採用前朝科舉和監察傳統的結果。在實際執行時，監察工作的傳統被進一步發展為政府和黨雙方都擁有的許可權很廣的秘密曹察。孫所提出的革命三階段（軍事統一、政治監護和憲法民主）的理論，在1929 年宣佈國民黨專政時的訓政時期開始後被付諸實施了。
自從1924 年1 月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採用了蘇聯式的組織體制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成為政治權威的主要機關。政府高官由該委員會遴選，並且常常就是其中的委員。立憲政治被延期實行了。國民黨的各部如宣傳部、社會部、僑務部或組織部都作為中央政權的一部分執行任務，但形式上則是屬於國民黨而不屬於政府的。因此黨和政府變得不可區分。但這樣一來，國民黨就成為官僚政治的一翼而喪失了它的革命使命感。早期黨對地方行政的監督，它在部隊中的政治工作，它用於審訊反革命分子的特別刑事法庭，都被縮減或廢除了。同樣，工、農、青年、商和婦女等群眾組織也是如此。這些群眾運動曾經動員了人民大眾起來支援北伐，但現在南京當局對遊行、示威和群眾集會看不順眼了。他們阻攔學生運動，把20 年代中期的所有這些活動看作打敗軍閥的有效工具；但這時不再有用了，因為他們掌了權，可以組織力量進行控制了。由於抱著這種態度，國民黨確實蒙受了黨員人數減少的損失。到了1929 年後期，它的黨員人數僅有55 萬，其中有28 萬是軍人。上海的國民黨員主要是官吏或警察。
收回權利。1928 年統一之後，民族主義首先在“收回權利”的運動上表現出來。這是想逐步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一項努力。1922 年的華盛頓會議曾規定修改治外法權和關稅稅則。到了1930 年，南京政府已簽訂了一些條約，把許多小國的公民置於中國法律管轉之下，並公佈了新的民法和刑法。舊日的上海會審公癬已被撤消，雖然英、美、法、日等大國尚未放棄治外法權。這一有希望的開端由於1931 一1932 年日本的侵略而突然中斷，那時中國和其他外國認為保持列強在中國的法律地位是對中外雙方都有好處的。
同樣，國民黨新政府力求實現華盛頓會議關於改革關稅的保證。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中國不能保護它自己的工業，或者從外貿中抽徵超過約5 ％面值的關稅。大部分能抽取的關稅收入又早已被指定作為支付外債和賠款之用。1911 年以後的關稅實際上是替一個國際銀行團徵收的。南京政府立即採取行動來恢復關稅自主權，並於1930 年實現了這個目標。到那時為止，庚子賠款已大部為各國所退還，就英美來說，它們同南京政府達成諒解，議定其餘應退款項仍可由中國動用，主要用於教育事業。
曾經體現了不平等條約的外國租界，開始由中國收回主權。到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時，除上海廈門兩地繼續存在公共租界外，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