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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時而不足以應付現代的需要？同所有語文一樣，中文是學習它的那些人所創造的，又成了學習者的主宰。它像日文一樣，已經開始吸收現代術語。根本問題並不是技術性的，即並非文言文能否用於現代學術研究，而是社會性的問題，即它能否推廣到人民大眾中去，成為書寫的傳播手段。
由於中國的書寫文體，一向是上層階級藉以獨享中國文化成果並維護其社會統治地位的工具之一，文體改革以及改革後可能辦到的普及識字便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基本問題。
文體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日常的口語用書寫形式表達出來，這一步是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採取了的，當時用各國的方言代替了拉丁文。耶穌教傳教士在這方面做了開路工作，他們把聖經譯成普通人讀得懂的文字。在新知識分子階層中，文體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帶頭的人是胡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先後求學於美國的康奈爾和哥倫比亞兩大學。胡提倡用白話文作為學術研究和所有日常交往的書寫手段。其他許多人參加了這個革命運動，他們否定文言文有什麼優越的價值，把儒家經書作為參考書，而不讓它作為每個學生必須背誦的教科書。白話文的使用傳播很快，經書的獨專局面被打破了。
胡適是杜威的學生，研究實用主義，因而也成了提倡科學思想方法與科學批判方法的領導人。科學在技術研究上的價值是早已不成問題的。但科學作為一種思想方法並應用於中國文學評論和歷史研究，則標誌著更前進的一步。新學術工作者猛烈抨擊了中國古史中的神話和傳說，重新評價了古書的可靠性。
隨著科學而來的是民主，這是新學者提出的另一口號。傳播科學和民主這一新思想的領導人物是個富家子弟陳獨秀。他曾在法國吸收了法國大革命的傳統，1915年回國後在上海創辦《新青年》 雜誌。在這一刊物和不久在一些城市辦起的約20 種類似的刊物上，這革命的一代學者討論瞭如何把西方思想應用於中國古老文化的問題。胡適力主用批判態度對待一切事物，認為必須靠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來逐步改變中國人的思想方法，要解決問題而不是高喊口號。陳獨秀則以人權和社會平等的名義反對儒家思想。這些學者也像梁啟超一樣，指出瞭如何針對中國舊社會最根本的東西來進行倫理革命的方法。從1917 年開始，知識界的這一思想醞釀運動集中在北京大學（中國人通常簡稱北大）。北大校長蔡元培是敢於提倡思想言論自由的學者，他把陳獨秀和胡適都聘為該校教授。
學生運動與新文學。1919 年5 月4 日的事件，是凡爾賽議和者決定把以前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留給日本的方案激起的。訊息傳開，約有義眾）名北大和北京其他大學的學生在舊皇宮大門口天安門舉行群眾集會示威。他們焚燒了一名親日內閣官員的房子，抓獲並毆打了中國駐日公使。警察襲擊了學生。為此學生們舉行罷課，通電各地學生，派出愛國小組到民間廣發傳單，發表演說。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福州、廣州和其他地方也舉行了類似的示威集會和遊行。有幾名學生被殺死，有的受了傷。監牢裡關滿了示威的學生。抗議的精神也傳到商人中間，他們以關閉店門的罷市方式來參加這一活動，在1919 年6 月裡，罷市遍及全國各中心城市。這又發展成為抵制日貨運動，還引起同日本僑民的衝突。愛國學生在一年多時間內不斷進行鼓動，要求摧毀日本在中國的市場，並取得了可觀的效果。同時新成立的工會也舉行罷工，參加了這次空前的最廣泛的表達民族感情的示威。
這一運動的驚人之處在於它是由知識分子領導的，並且他們在反帝的政治綱領中一併提出了科學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以及新愛國精神。中國的學生階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自動承擔了為中國命運操心的責任。他們甚至透過學生組織深人到農村老百姓當中去，使學者在一項共同事業中同農民發生接觸。但他們的主要影響仍限於城市。
文學在鼓動工作中帶了頭，表現在用白話文寫成的小說和短篇故事上面。大多數作家是上層階級出身的飽學之士。其領導人物在日本留過學，但他們一回國就過著城市貧民的生活，並且往往受警察的欺凌。他們的讀者主要是城市裡的青年學生，像作者一樣被捲進了社會革命的洪流。他們反對家庭制度的束縛，力主個性的自我表現，包括性的自由。利奧？ 李、默爾？ 戈德曼、哈里特？ 米爾斯等人已經指出，有些新文學倡導者用第一人稱或日記體裁，發表了個人的風月情思或風流豔事，使道學先生為之咋舌。在20 年代後期，因人們努力奮鬥，想幹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