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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像他們同時代的日本同志那樣，第一步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著重挑選那些最適合他們國情的內容。北京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先驅李大釗曾是毛澤東的老師，是個積極的行動主義者，他相信人完全有能力改變自身的環境，或者用莫里斯？ 邁斯納的話來說，相信“人類的良知有塑造社會現實的本領”。這種唯意志論加上強烈的愛國熱情，以及對中國人民——農民——作為潛在革命者的深信不疑，成為毛澤東的典型信條。
另一方面，在日本侵華戰爭有助於使共產主義運動重振聲勢之前，有一些原因使這個運動受到遏制，幾乎被鎮壓下去。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在南京為它的新政府羅致了埋沒的人才並贏得了他們的支援。另一個原因是國民黨的鎮壓措施殺戮了成千上萬的左傾青年。但運動遲遲沒有進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也許還在於中國共產黨（以後簡稱中共）本身，以及莫斯科共產國際決策人所指示並獲得中共贊同的以城市工作為主的正統方針。羅伊？ 霍夫海因茨評論說，早期中共“沒有及時地重視農村工作”。如果我們追溯黨的路線在早期的變化——按“歷史規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選擇盟友和孤立敵人，同時又保持基本目標不變這種巧妙的手段——上述情況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共產國際的困難。1920 年，在共產國際特派員吳廷康（Gregroy Voitinsky ）敦促陳獨秀召集一個革命知識分子的混合小組組成共產黨之後，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把他們鍛鍊成為一個真正布林什維克的組織。他們很早就積極從事工人運動，但正如韋慕庭（C？M？Wilbur ）所指出的，他們的黨員人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滿10 閱人，直到1925 年的五卅運動掀起了反帝情緒的高潮，黨員人數才增加到10 倍。國民黨人數較多這一點，加劇了共產黨經常存在的一個問題：怎樣根據理論原則來抓住政治機會，從而避免陷入純屬無原則的機會主義。由於共產黨需要有合理的靈活性以及有理論根據的見機行事的態度，黨的路線就成為很值得研究的題目。
中共開頭便把中國社會劃分為工人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資本家）以及其他反動階級（軍閥、封建地主等）。他們在1922 年6 月（黨正式成立後一年）的第一次宣言中呼籲成立統一戰線以反對軍閥，而在這統一戰線中，中共將代表工人（他們像馬克思那樣，認為一個黨能夠確實成為一個階級的喉舌）和貧農，而“民主政黨”（國民黨）將代表資產階級分子。
這個觀點違反了列寧早期的決定，即中共必須透過現有的革命運動來進行工作，而不應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冒敗亡的風險。於是共產國際不久就宣佈：國民黨確實地、而且完全破格地是“四個階級的聯盟”（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並聲稱中共不應作為“黨外聯盟”（即從四個階級的聯盟之外）而應作為“黨內聯盟”來搞統一戰線，這就是說，中共黨員應以個人身份成為國民黨員，但同時仍舊是中共機構的一員。1923 年6 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肯定這一巧妙的想法時，響應了共產國際的宣告，宣稱國民黨“應當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力量”。當國民黨於1924 年1 月接受了這種雙重黨員身份後，雙方就開始競賽，看哪個黨更善於利用另一黨。當時共產黨員在國民黨裡取得了關鍵性的職位。
共產國際遵循這種看法（為斯大林所提倡，受託洛茨基指責），於1926 年12 月命令中共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的左派，因為當時這個政府被認為是三個階級（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革命運動過渡到排除民族資產階級（大資本家）的階段。因此中共作為一個“黨內聯盟”繼續謀取政權，即使它這種隸屬於武漢政府的地位妨礙它利用當時農民的騷動。共產國際的“黨內聯盟”策略最後失敗了，這首先表現為武漢國民黨左派與南京國民黨右派的分裂（ 1927 年2 一4 月），繼則表現為武漢政府的驅逐共產黨人（1927 年7 月）。
在共產國際的命令下，這時中共調整了它的方針（ 1927 年8 月）。它譴責陳獨秀（他後來又被開除出黨）和“黨的領導幹部”（他們自己也參與譴責）犯了“機會主義”錯誤。“他們經常猶豫不決，他們提倡那些錯誤的、不革命的理論完全與共產國際的指示與決議不符 簡直等於出賣革命。”中共同時接受了斯大林的觀點，認為革命正在進人“較高”階段，必須以城鄉的秘密策動和武裝暴動為其特徵。然而，它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