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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口頭和書面上運用孔孟之道。這樣，士大夫不管居官與否，總是同家族和政府的現有秩序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的生活仰賴於家族和政府，他在實際的行動上是為兩者服務的。作為一個有教養的大人先生，他不會體力勞動，也不善經商，從小受保家忠君思想的訓練，舍此別無出路。孩子在士紳家族中生活有保障，可以不必分心，把時間充分花在用功讀書上。他為了準備應考和步人仕途，通常必須苦讀10 年。在北京取得最高階功名的人； 同今天在美國大學裡取得教職的人一樣，平均年齡約為35 歲。然而，應考是一場賭博，只有從那些有錢家庭裡出來的天賦頗高的青年，始能進人考場。
官場生活承擔的風險和流動性，與地主士紳的安全和穩定形成明顯的對比。考試製度是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在我們認為特別重視私人關係的一個社會里，中國的考試製度顯得異常公允和廣泛。當這制度在一個朝代的鼎盛時期行之有效時，人們盡一切力量消除私情。考生被鎖在小房間裡，一長排一長排幾千個這樣的小房間在每個省城裡佔很大一塊地面。考卷上只有考生的編號，並且試卷在呈送考官審閱前另行抄錄，一切狀況都非常穩妥。要想在選拔未來官員的工作中維護合理的客觀標準，當然需要要有這種預防的措施。這些措施表明中國統治者是真正需要有真才實學的人來維持有效的行政機構的。然而，一旦這個無私的制度選拔出最優秀的人才以後，做官的人可以憑個人作主施政，他們遵循的是注重個人品格的“道德原則”，而不是注重以較高客觀法律為主的“法治精神”，這一點看來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中國政府中具有社會流動性這一事實和傳說，至今仍是有人爭論的問題。凡以考試製度取士的大多數朝代，都不惜化費唇舌，廣為宣揚這種制度的好處，說是隻要你有才幹，總能摧為高官。西方作家也素來認為中國的考試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使聰明的農民有機會出人頭地。但事實上這種情況似乎是比較少見的。為考試入選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讀，是普通農民不能逾越的障礙。至於村民集資供應當地農家才子讀書趕考之說，是一種能起鼓舞人心作用的傳聞。但這不是常有的事。在普通農民的各種出路中，從開墾新土地或開辦新企業方面是難以獲得發展的，並且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也不能靠財產的收益和積蓄進行投資。這一事實使中國人的生活具有與美國人的生活大相徑庭的特徵，並使美國人關於個人主義和自由企業的主張在中國土地上幾乎無人理解，而成為引起人們懷疑的雜亂無章的宣傳口號。在中國的情況下，普通人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只有走溝通官方這條門路。而要鑽進官僚階級或其外圍的財務管理人員和出面代為向官吏行賄的人的圈子，就必須靠個人交情和私人效忠才能達到目標。這條道路基本上必須透過士紳，而不能繞開他們。
這樣，地主、士大夫和官員都是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有土地又有剩餘農產品的家庭，能夠讓他們的兒子有餘暇攻讀成士。士人熟讀經書後可透過考試做官。官員可以用他們從官僚衙門裡得到的油水外快維持優裕的生活並置田買宅。這種社會結構很靈活，能自動久存，並且又很穩定。
資本主義的不發達狀態與商人
在中國歷史上，美國人迫切想得出答案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商人階級不能衝破對官場的依賴，以產生一股獨立的創業力量呢？
首先，中國商人的心理狀態與我們古典經濟學家所讚美的西方企業家的以為理狀態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的說法，經濟生活中的人要透過生產來謀取最大的好處，要從所增加的產品來獲取市場給予的利潤。但按照中國的傳統，經濟生活中的人經營得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產，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產出來的產品中可取得的份額。他願意靠他在競爭中直接勝過他的同夥來發財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資源或使用改進的技術，來創造新的財富。這是因為從很早以來，中國的經濟就表現為由最大數量的人共同爭取少量的自然資源，而不是去開發大陸和新的工業。從事創新的企業、為新產品爭取市場的推動力，不如爭取壟斷、透過買通官方取得市場控制權的推動力來得大。中國的傳統做法不是造出較好的浦鼠籠來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謀取捕鼠專利。
中國的理想紳士是地位高到毋需進行生產的程度，他們可以專門享受清福，並從事象徵這種清福的文雅活動。最受人尊敬的是優遊歲月的人，而不是在忙得不可開交的事務活動中幹得比別人出色的人。這種以清閒為理想的情況，直到最近還可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