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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所有這些在同一個地點發現，是極不尋常的。也許生活在50 萬或4O 萬年以前的北京人，是人類祖先之一，他的頭顱骨淺低，下額骨後縮，但頭蓋骨內有相當大的容積。1964年，在西安以南的藍田發現了一個更加原始的猿人近親頭骨。人民共和國考古學方面的革命，至今已找出了許多分佈廣泛的舊石器時代後期的遺址、頭骨和其他遺物。
同時，自1949 年以來還發現了上千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這些了不起的工作，已經完全修改了中國的史前史。據K？C？張所作的結論，這些新發現說明，在黃河南部河曲以下，介於森林高地和沼澤低地之間，開始有了定居的農業社會。例如，公元前4000年左右，西安郊外的半坡村民賴小米為生，輔之以漁獵，他們用絲麻製成織物，夯土營造室內地面和牆垣（一個木框架裡將土層層夯實）。他們飼養豬犬作為主要家畜，把穀物藏在瓦罐裡，其上飾有表示魚、獸和植物的花紋，以及一些顯然是中國文字前身的符號。但是，除這華北彩陶期文化外，還在東南沿海、臺灣和長江下游那些早已種植水稻的地區，也發現了同時代的文化遺址。
離彩陶文化較遠的地方，已經發現了較淺的帶光澤的黑陶層遺址，地域更為廣泛，分佈在華北、長江流域乃至東南沿海。這表明新石器時代的農業地區範圍擴大，其中包括許多地區性小範圍文化遺址。由此可見，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似乎是繼舊石器時代之後，在若干中心地點發展起來的，從而使一些西方考古學家的舊學說，現已成為過時的學說，因為那種學說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是“滲入文化”，主要帶有透過中亞而來的中東文化的特徵。何炳棣列舉了來自東亞以外的文化貢獻：小麥和大麥、馬拉車、陶器的某些裝飾花紋和式樣，所有這一切似乎是公元前2000年末來自西亞的，但那是中國社會早已定型之後的事。關於青銅冶煉術方面，一般曾提起來自南方的影響問題，因為在泰國發現了早於公元前3000年的青銅器（而在近東，還要早幾千年）。但想在近東各個分開的和不同的史前文化間，找出早期有何廣泛的交往以說明文化是否發生“擴散”這一問題，現在已投有人提起了。每種主要的文化天然是當地的成就，但決不是孤立的。
在種族方面，中國人具有易於使人誤解的單一性，而這在人類學的考察下是站不住腳的。北亞與中亞的各族人民，曾不斷進入中國這塊土地，有時還加以統治，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在數量上佔據優勢，足以壓倒中國文化。長城以北的幹早草原，曾是遊牧入侵者的生息之地，他們從未能夠取代中國稠密的農業人口，而只能使種族多樣化。因此，所謂蒙古族型是由許多混雜的血緣合成的，其中扁鼻和鷹鉤鼻、黑髮和紅髮、有須和無須的特徵，統統都有，而且，如蒙古型眼皮這種所謂共同的特徵也決不是普遍的。
人與自然的協調
不管是文明的什麼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徵——只要一進入中國，它們就都併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約與限制。僅舉一事為例，華北人民從新石器時代起，就在中國西北厚達150 英尺或以上、面積約10 萬平方英里、由風力運積而成的細黃土層裡，挖築窯洞住家。黃土有沿縱向產生裂縫的性質，適於在其中開挖窯洞。至今仍有幾十萬人居住在黃土峭壁旁邊挖掘的窯洞裡。它們冬暖夏涼，安全可靠，但只怕地震。
中國西北的黃土似乎從未牛長過森林。凡是碰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國人也像早期的其他民族和近代的美國拓荒者那樣，把森林伐掉。由此而引起的土壤侵蝕，經歷若干世紀改變了他們國家的面貌。這種侵蝕至今仍然是個大問題。黃河水力帶下來的黃土，在山西省和大海之間沖積成華北大平原，這一過程仍在進行。誰要是看了黃河那種咖哩色的滾滾濁流，勢不可擋的洶湧在大堤之間，高出地面20 英尺流經離海30英里的人煙稠密的平原；誰要是認識到這浩大的黃色濁流在不斷地沉積它的泥沙，使河床愈來愈高出周圍的農村，直到不知哪一天由於人的疏忽或上天降災，它又沖決堤防而使平原淪為澤國；他就不會比在這種場合更生動地感覺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無能為力的情景了。
毀林、土壤侵蝕和洪水，不斷使人們要努力治水。人民共和國最近完成的一項業績，是在這條“害河”的廣闊西部流域栽植樹木並攔截支流。在以前的各個時代，中國統治者每隔一定時期，就要面臨黃河洪水在華北平原上造成災禍的既成事實，而對付這項急事則缺乏科學知識與手段。但在早期，平原遭受水災的問題還沒有需要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