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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過的關於這些不容易解釋的極其複雜的問題最清晰而又判斷十分精確的簡略敘述。費正清擅長把多方面的感性認識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詞的透徹結合起來。這就是為什麼此書已經是並且將長遠是一本經典著作的原因。
前言
寫於1983 年
誰要是把一本出版35 年的書印出增訂第四版，總有一些話需要交待。同任何一位誠摯的教授一樣，我寫此書的目的是向美國人介紹中國，使雙方能夠和平友好地共處。但其後發生些什麼事呢？1948 年第一版問世後，我們同中國在朝鮮打了三年（l950…1953 年）。1958 年第二版出版時，我們在中國南部邊疆越南打了八年（1965…1973 年）。1971 年第三版發行後，隨著1972 年2 月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我們同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開始正常化。但只是到了1979 年，我們才開始解除冷戰時期同臺灣的軍事聯盟。我們承認北京，但仍出售武器給臺北，同時又希望他們能結束對抗。然而，中國的舊賬是不能這樣輕易消除的，美國的介入也不會輕易結束。
此書之所以擁有讀者，我想是由於它總結了我們對中國的認識。這事當然不可能，但從馬可？ 波羅以來幾百名學者都已嘗試過，無非是因為中國使外國人著迷，也使中國人自己心醉神迷。
當我第一次著手寫作此書時，我得益於兩方面的經驗——首先我在舊中國生活過，在北京當過四年研究生（1932…1935 年），又旅遊了很多地方，並且在美國大使館任過兩年職，先是1942…1943 年在重慶，其後是1945…1949年在南京，那正是中國共產黨開始崛起稱雄的時代。第二方面的經驗來自哈佛，那是1946 年後我在哈佛進行對中國的分割槽研究計劃的結果：這一分割槽研究法運用每一種社會科學，並使我自1936 年以後在哈佛教的中國史能條分縷析。
1983 年版本受到兩件事的影響：首先是在人民共和國實際觀察所得，這印象也是如今許多旅行者熟悉的。我透過周恩來的隨從人員，先是1943 年在重慶同他見過面，以後又於1945 年會見過。在1972 年5…7 月間，我妻費慰梅和我承他邀請，回到我們三四十年代就熟悉的地方，訪問了六個星期。我們發現這已是嶄新的國家和嶄新的人民了。其後兩次訪問在1979 年，我同老友再聚首，這使我現在能詳加論述。（詳情見1982 年出版的費正清《50年回憶錄》 ）其次也是對第四版更有影響的是，我得益於許多國家的學者和記者近年來所發表的幾百部重要的專著、論叢及文章和報告。這些著作列在參考書目中，我對這些人表示感謝。
重寫一本書是一種懲罰。幾年前的管見可能已經膨脹為今日眾所周知的老生常談。歷史隨時勢發展，有些問題被人淡忘，其他事情又取而代之。凡是我發現的空談及廢話都已刪除，我深感新的學術成就如潮水般湧現，以致我在試圖用它們充實此書時，有時感到應接不暇。
在30 年（1949…1979 年）和兩次戰爭後，我們學會了如何看待中國革命。我們的問題是我們仍然同4O 年代中國內戰中失敗的一方結盟。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如何化解僵局。
我們分兩步走做此事。共和黨做了第一步，第二步是民主黨完成的。1972 年，尼克松總統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週的歷史性的訪問。他同周恩來總理共同發表了引人注目的《上海公報》。亨利？ 基辛格和中國副外長喬冠華進行了談判。這是建立在和平共處基礎上的富於政治家品質和才能的協議，兩國關係有望正常化。雖然它包括關於兩國外交關係諸多方面分歧的陳述。北京強烈反對下列方案——“一中一臺”； “一箇中國，兩個政府”和“兩個中國”。華盛頓承認“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屬於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許諾不“違背這一立場”。這一結果把華盛頓棘手的對臺關係置於附屬地位。中國人先來後到的意識很強烈，因而基辛格能夠一方面在上海宣佈同北京即將實現正常化，一方面又宣告美國將遵守1954 年同臺灣中華民國簽訂的軍事安全協議（軍事同盟）。大國關係是全球穩定的基礎。中國的內戰雖然尚未結束，但它是次要問題，即使我們捲入其中。
這一非常暖昧的情景比預想的時間長得多。1973 年聯絡處作為使館前身在華盛頓和北京分別建立起來。但是1976 年周和毛去世，1974 年尼克松也因水門事件而辭職，雙方都面臨著領導人的繼承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