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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透礴出黨的內心目標和方法，也沒有透露出它的戰時壯大期間組織中央權力機構的問題。
戰時意識形態方面的發展
毛在1940年提出的三大目標是實行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當時並沒有宣揚的第四個目標是建立一支百萬人的軍隊。根本問題是要維持一個懷有遠大革命目標的列寧主義政黨，同時在抗擊日本和改造中國這雙重任務中爭取儘可能多的盟友。
為了這一目的，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是老練、靈活而卓有成效的。按照萊曼？ 範？斯萊克的說法，他們“用盡可能易於處理的措詞來限定什麼人是敵人，併力求把他們孤立起來”，同時把一切可能的盟友和中立人士與敵人區別開來，引起他們的關心，爭取他們的友誼，幾乎像選區的政治活動家那樣照顧他們的具體需求，然而關於中共最終的獨立地位、權力和目標則決不讓步。延安的統戰工作部在國民黨地區派有“統戰幹部”，以非共產黨員的面貌出現，從事公開的、建設性的自由職業，自行交結朋友，決不希望中共給予幫助或承認與中共有任何關係。因此，在自由中國的文化界和政界裡，滲進了一些能幹、富於獻身精神、埋頭苦幹的愛國者，他們私底下把將來中國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但他們只與中共的高階人士偶有接觸。同樣，“友軍”政策也深入推行到國民黨部隊裡去，所派去的人員是一些因個人的功績嶄露頭角並有一定影響，但尚需等待機會方能大顯身手的軍人。然而，統戰工作遠遠不只是秘密滲透並在無黨派人士中吸收同情者。它也是在抗日愛國的共同事業中表示友好合作和模範獻身精神的一種戰時態度。
武裝鬥爭首先是為對付日本侵略者的。共產黨人在江西時就已對日本宣戰。他們在華北進行運動戰的高潮是1940 年8 月以40 萬軍隊在五省同時出擊日軍的“百團大戰”，使日軍受到重創，並招致日軍在1941 年實行全面的野蠻報復。與此同時，中共部隊有時也同國民黨軍作戰，例如在蘇北，即靠近上海的長江以北，因為中共打算在那裡建立根據地。1941 年1 月，當國民黨軍隊在皖南消滅了中共新四軍的一部分時，他們把遇難官兵奉為烈士，因為中共在人們的眼裡已經顯得比政府更有抗日的忠心和行動，儘管他們輕視政府的命令。這樣，抗戰使中共內在的戰鬥精神獲得了公開的巨大支援力量。武裝鬥爭可以同統一戰線緊密地結合起來，用以對付日本侵略者或曾經十分孤立的國民黨死硬派。在統戰策略方面，如同在游擊戰方面一樣，他們在發起攻擊以前總是設法孤立敵人，並使自己的兵力佔據優勢。
中共力量的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黨的建設。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中共的擴大已經產生了分散現象。它的黨員人數從4 萬（據毛在1937 年宣稱）增至8 萬（據周在1943 年宣稱），後又增至120 萬（據毛在1945 年宣稱）。要使中共始終是一個紀律嚴明、集中控制的列寧主義的黨，那就需要作出極大的努力。它的黨員大部是新加人的。它比以前更不像無產階級政黨了，儘管那時已把農民稱為“農村無產階級”。同時，它的活動遍及25 萬平方英里的面積，在那些地區，旅行主要靠徒步或牲口，迅速的通訊只有靠無線電。只有那些在黨、政、軍、群（婦、青、工等）各層平行機構搞意識形態協調工作的共產黨員才能控制黨、政、軍、群的組織，這各層機構的首腦通常是參加過長征的老黨員。彭德懷、林彪等指揮軍隊，劉少奇管工會。但要保持集中指導，那就必須以列寧主義理論和組織原則來教育新幹部（黨的工作者）。
為此，延安的幾所黨校培訓了成千上萬名學生，並在1942 年由毛髮動了一次在思想上、黨內外個人關係上、作風和文風上的“整風運動”。他和他的同僚大量借用俄國和共產國際的材料，印發一大批檔案供深人學習和討論之用，如：《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反對自由主義）、《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思想》、（論黨內鬥爭》 。在小組會上進行長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群眾大會上承認錯誤和作檢討，成為標準的程式。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在統一戰線時期的百務紛忙中保持黨的戰鬥力和獻身精神，使黨員為承擔未來的任務預作準備。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式主義”（受攻擊的三大弊端）這專門術語後面，可以看出當時正在花極大力氣，來重新教育和訓練那些仍舊沾染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傳統道德的新黨員。特別是毛關於藝術和文學的講話，要求藝術家和作家使他們個人的創造力服從中共政治目標的要求。“為藝術而藝術”是不行的了。同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