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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世中國的新事物。國民黨使它的軍事機器現代化的典型做法是：使它新的愛國軍官在社會上享有威望，給予農民出身計程車兵以新式武器和訓練；但尚未達到向普通步兵進行思想教育，要他們與農民友好相處併為農民而戰的程度，因為這樣做就成為革命的了。毛和朱恰恰為了這個原因從一開始就訓練部隊成為人民大眾的保衛者。這意味著部隊要為取自人民的物資支付代價，要幫助住地的農戶，要使八路軍成為人民的朋友。就像共產黨人所說的，“軍是魚，民是水”——軍隊依靠民眾的支援。可以對照一下哲學家荀子（約公元前300一公元前235 年）的話：“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共產黨人由於深人人民群眾，使他們的行動更加有迴旋餘地。
共產黨軍隊與人民群眾友愛無間的感情，意味著他們能夠大部分省掉中央後勤機構的種種現代裝置。利用當地的民工和情報網，他們能夠比較容易地分散他們的軍事組織。這就使八路軍能夠作為一支分散的機構部隊進行作戰，出沒在日軍控制的鐵路線後面人口稠密的鄉村。
查默斯？ 約翰遜論證說，日本的人侵造成了中國領導階層的真空。隨著日軍的推進，當地的政客首先聞風而逃，有時甚至投奔到傀儡政權方面。於是當地就出現了新的領導人，有時地方上的教師變成了遊擊政府的主席。北京的知識分子，即五四運動精神的繼承者，捲起鋪蓋參加了游擊隊。他們生活在大自然和普通老百姓中間，效法中國傳奇故事中的江湖英雄，敢於為拯救被壓迫者的正義事業同忠實的戰友擔當一切風險。華南華北都有愛國志士遷居他鄉，但在西南大後方比較現代化的中心地帶，學生們成為國家未來技術發展的象徵而仍留在流亡的大學裡勤奮攻讀。在華北的邊區和解放區裡沒有大學，他們就被吸收為共產黨幹部。在統一戰線初期，共產黨地區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冒險精神、渴望採取行動的理想家。
組織起群眾的支援。在土地政策方面，共產黨人暫時放棄了沒收並重分土地的方案，改為贊成減租。這不過是實現了國民黨在1930 年頒佈的將田租限於收穫的37。5 ％的法令罷了。在很普遍的情況下，仍讓地主保有土地，保證給他們減低了的田租，並允許他們參加當地選舉，因而並沒有大批有產階級從共產黨地區外逃。共產黨人不再實行他們以前的蘇維埃制度，宣佈舉行所謂三三制的直接選舉，將他們自己的代表名額限定為總數的1 乃，而力求把其餘2 乃的職位留給國民黨和無黨派人士。這是根據這種統一戰線的理論制定的，即認為在一個聯合抗日的團體裡，共產黨人不去壟斷政府職位，反而能夠非常有效地發揮領導作用。在實踐上，共產主義運動和八路軍只能按照人民大眾實際支援的程度昌盛起來，因為戰爭時期是政治上的自由競爭時期，除了共產黨政權之外，人們不僅可以選擇國民黨，還可選擇日本及其傀儡政權。
人民大眾是否給予支援，其關鍵在於中共對抗日愛國戰爭的領導作用，同時也在於共產黨人的經濟綱領。這包括軍民大生產運動，力求在每個地區做到糧食自給，以及達到棉花生產自給這一較難完成的目標。共延安時期的毛澤東。他在凝思。
產黨人在改良籽種和農業技術方面是感到不足的，但他們重視互助墾荒，提倡在農民之間組織變工隊、運輸互助組和小規模的工業合作社，來彌補其不足之處。由於舊秩序素來反對農戶之間有任何形式的合夥往來，以免損害當局的權力，所以村一級農民合作的巨大潛力是現成擺在那裡，可供共產黨人去開發的。
同1927 年後在荒野裡奮鬥和遭受災難的年月比起來，1936 年以後延安統一戰線的10 年期間充滿了活力、生氣和創新精神。這時的中共並未放棄他們正統的共產主義目標，但他們強調“土地改革”，儘管他們決不是“單純的土地改革者”。當富於事業心的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在長征後訪問毛及其同僚時，他發現他們是一些滿懷信心甚至偷快的老練革命家。他們那種樸實的懇切態度以及對農民事業明顯的獻身精神，在《西行漫記）裡描繪得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讀者浮想聯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凡來自濃霧瀰漫和充滿著失望情緒的陪都重慶的外國客人，都對延安那種感人的樂觀態度和明朗氣氛有了深刻的印象。這時期的共產黨宣傳工作不受嚴格的條條框框的限制，只是提出要爭取“國家獨立、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其含義與孫的三民主義相同），而不再強調蘇維埃、布林什維克化、階級鬥爭、專政甚或那個並不存在的無產階級了。然而，外界觀察者所看到的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