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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討價還價，注意風俗習慣，用特定的方式對待每一種情況，並按照對方的境況或根據他的社會地位來區別看待。所有這些都同現代那種講究效率，不顧情面，一切都按市場關係來確定的做法截然相反。中國社會的這種現代之前的性質，它的“中世紀”特點，在一個世紀裡曾經吸引了外國人的注意，並使愛國者感到恥辱。儒家學者想從炮艇方面找到萬應良藥，然後又想求助於技術，最後則企圖改革制度。繼他們之後而崛起的革命者把舊的方式譴責為“封建的”； 並打算以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科學”的、號稱普遍適用的抽象原則來改造世界。他們的列寧主義政黨既然抱有改革的熱忱，在徹底控制了全國之後，便不僅著手改造經濟和社會秩序，而且也改造個人。
甩想改造。中國人民直到最近還以缺乏組織見稱，共產黨在他們中間完成的組織工作是依靠他們對個別人進行鼓舞、強制或操縱的結果。劉少奇和其他組織者，根據在延安時使黨列寧主義化（以及改造日本戰犯）的方法，逐漸憑經驗規定了一些步驟，來對付每一類敵人或支持者。當朝鮮戰爭中的美國戰俘“承認”細菌戰，並與中國看管人員合作時，他們正在響應中共對各種各樣的中國人（包括黨員在內）所施展的方法。使用這些方法的結果是，資本家和富農含著笑容把他們的財產奉送給政府，教授們嚴厲地譴責他們所受的西方資產階級教育，中學生忠心耿耿地把他們的生命獻給黨的工作。
這些不同的現象表明，共產黨人是真心誠意地致力於革命，致力於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的。雖然情況千差萬別，思想改造過程一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徵：控制環境，不僅控制被改造者的人身，而且也控制他所能獲得的知識（這時對全國都是這樣）；激發人們的理想主義和恐懼心理，二者互相混雜；透過各連續階段的引導，並利用人們的內疚和自慚來加強效果，使之產生一種可怖的心理感受。中國的土語“洗腦”，也許使人聽了會對這過程產生過多的神秘感，其實這在過去別處的宗教戰爭中也是隱約可見的，不過這時是更加徹底地組織起來罷了。現代心理學家能夠闡明，困苦的生活、長期的不安全感和緊張情緒，加上持久的心力交瘁和反覆的思想灌輸，會怎樣摧毀一個人的內在個性和產生種種壓力，對此，大多數人只有屈服於權威，至少暫時接受新的態度和觀念，此外別無出路。這種強制改變人的思想的做法，同美國廣告方法的溫和的自願形式在程度上大異其趣，因此我們現在仍然對它只有部分的理解和研究。如果把這種方法擴散到全世界，它就會對個人主義造成最大的危機。在中國，人與人相處的實際方法一向是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發展得更為充分的，因此這些心理學方法居然在那裡變得這麼先進，也許是不足為奇的。
對於中共必須從中吸收幹部的學生階層來說，這種思想感情的改造是在改組和擴充教育制度後設立的革命大學裡進行的。幾千名受訓的學生要上幾個月之久的思想教育課程。這一類包含4000名學生的一個訓練中心，也許會再分成好幾個班級，每班100 到200 人，然後又分成學習小組，每組6 到10 人。一位分析這種過程的精神病學者羅伯特？ 利夫頓，曾把為期6 個月的典型思想改造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小組認識階段，這個時期大家感到相聚一起有相當的自由和熱情。在這一階段裡，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概念並進行討論，這些主要是在小組裡進行的。以高度的集體精神自由交換意見這一辦法，促使受訓人暴露他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投人“思想動員”。
第二個階段是誘導每個人產生自我思想鬥爭的階段。每天的學習安排仍然是使人心力交瘁的。精心控制的環境這時似乎要把學員嚴密地包圍起來。每個人交出他一生經歷和思想的初步總結。隨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深人，他的總結通不過的危險日益明顯。這時受到攻擊的，是舊日個人的種種錯誤和壞事，而不僅是抽象的舊社會，於是學員就竭力挖掘他的缺點，並加以改正。經驗豐富的領導人重視小組的壓力，因此每個人迫於這種聲勢，都在思想感情上陷入困境。他可能因犯有過分的主觀主義或客觀主義，犯有機會主義或教條主義、官僚主義或個人英雄主義等等而進行自我思想鬥爭，或者被他的小組同夥“所鬥爭”。企圖退縮或抗拒這個過程的人就要承受心理上的打擊。每個參加者都是完全孤立的，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樣都是內心孤獨的。這種壓力類似囚犯所承受的壓力，使每個人不久就感到有罪（他曾犯了過失，理應受罰），感到內愧（他丟了臉，失去了自尊心），覺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