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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服從明確的黨紀時才能發揮作用——即所有的黨員都可以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但一旦黨作出了決定，全體黨員必須服從。按照這樣一步步的邏輯推理，黨就帶有肩負歷史使命、不斷前進的活的實體的性質，這種實體超越那些在它的事業中耗盡心機的個人之上。由於黨對於歷史程序具有所謂科學預見，它（或者毋寧說是它的領導人）就成為施加於它本身的一條法律。
當中共於1945 年4 一6月間舉行它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1928 年以來的第一次）時，它採取了關於“聯合政府”的靈活路線，使它戰後期間的策略臻於完善。在1941 年1 月新四軍事件（當時國民黨軍隊攻打了長江以南的一支中共部隊）後，政府加緊了對中共地區的封鎖，其一部分的目的在於阻止中共透過中亞與俄國接觸。從那時起，政府除了注意日本之外，還同樣密切注意共產黨人，因為無論如何日本顯然是會由美國去對付的。當時中國人普遍擔心，第二次大戰後將接著發生內戰。重慶和延安都對這種擔心作出反應，答應要用“政治”而不是用軍事來解決彼此的分歧，於是在1943 年初就開始進行商談。
這時毛按照他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宣稱，中國既然還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需要有一個“包括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代表的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這句話可以按照情況需要，把它解釋為包括國民黨在內的聯合，如同以後在1946 年將要提出的那樣，也可以把它解釋為同一些小黨和自由主義分子共同反對國民黨的聯合，如同1949 年所做的那樣。同時，這條路線對於自由中國那些具有新的思想但鬱郁不得志的知識分子特別具有吸引力——教授、學生、新聞記者以及有文化並受過專門技術訓練的人士，他們形成了戰後從事建設的基本人才。
到1 弘5 年戰爭結束時，中共已在它自己的地區內開展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由中央控制的運動，對全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中共的對日作戰活動比國民黨政府少，它又沒有城市行政和現代公共事業的負擔，因此它就準備在鄉村奪取政權。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它才成為美國政策的一個直接的、不可迴避的問題。
第三篇 美國與人民共和國
第12章 我們歷來的對華政策
越南問題使我們看清楚，我們過去同東亞的關係需要有新的通盤認識。我們同那裡的關係歸根到底是否總要依靠炸彈和槍彈，或者至少要依靠我們手中掌握的炸彈和槍彈進行威脅？還是說我們依靠軍事火力是新近的事，是新近的輕舉妄動？答案是一言難盡的。在過去一個世紀裡，西方在東亞的地位靠武力維持，但通常是歐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國的武力。在民族主義和現代技術傳播到東亞以前，用不到那麼多的武力來維持西方的地位，當時也沒有那麼多的現成的槍炮。我們在越南使用暴力，並非由於缺乏先例，也並不是由於舉止失常，而只是引起災難性後果的過時措施，做得同我國的地位極不相稱，彷彿19 世紀的炮艇外交原則（利用優勢炮火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當地統治者）可以擴大使用，從外部脅迫整個民族。
對我們自己進行新的通盤認識，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我認為這套概念必須來自高等學校的各種學科，因為它們代表著我們的思想是怎麼組織起來進行分析研究的。我們是從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學、藝術等角度來進行思考的。當我們描述過去的情景時，從所有這些角度得出的見解都有助於我們作出歷史的綜合。對於一個虛心考察問題的人來說，任何一種探求單獨因果關係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無論是原罪還是階級鬥爭都不是瞭解我們過去行為的惟一線索。其次，新的全盤認識需要我們承認自己過去同東亞的關係具有某些基本特徵，首先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的勁頭是總的西方帝國主義擴張行為的一部分。
美國的擴張和英帝國
在美國建國的頭幾十年裡，在鐵路開啟了中西部以前，合眾國是大西洋文明西部邊緣的小國。它關於民主的革命學說是要在權利法案和法治所給予的保障範圍內，在貿易、旅遊、改變宗教信仰和一般的自我發展方面，給予個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行政管理以及個別人的政治特權是要受到嚴格限制的，從而所有的人都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利用。我們早期的貿易主要是透過海路進行的。小詹姆斯？ 菲爾德描述過我們早期的商人是怎樣圍繞英法控制的地區，在地中海東部做生意的。把土耳其鴉片從士麥拿運到廣州去的波士頓商人，是美國向外擴張的三股勢力——商人、海軍武官和傳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