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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報復而不傷害中國人民。他的解決辦法是下令焚燬北京城外的圓明園。這只是英帝國每天必須作出的幾千項決定之一。美國人卻沒有多少相類似的經驗。
美國在華地位曾是英國的小夥伴這種關係在美國檔案裡並不總是明顯的，因此常使歷史學家發生誤解。對一個研究美方史料的學者來說，海約翰以前的美國對華政策在檔案裡記載得不多，談起來味同嚼蠟。少數外交人員信件中稍為有一點不太沉悶的材料，主要是像1853 年任美國駐華全權委員的那位幹練的業餘演說家馬沙利那樣的反英怒吼。研究美國史料的學者往往引用馬沙利的話，因為他宣稱我們有義務支援大清帝國反對英國的陰謀。但他在華的時間很短，所知道的事實不多，又缺乏得力的助手，所以他的信件只能表明一種態度而不能算作政策。英帝國主義在中國沿海經商，並不特別排斥別國。美國在這早期的實際政策通常是默許英國的政策，只是偶爾發發牢騷罷了。
赫德在建立中國海關時，聘請了美國麻省坎布里奇的杜德維，杜又招了4 名哈佛大學1874 年級學生進中國海關，主管監督通商口岸的對外貿易，這件事同美國的政策毫不相干。那只是美國的私人透過北京清政府政策的媒介，參與了英國的政策。
1922 年後，使英國海軍繼續在遠東佔優勢的英日聯盟結束了，美國在華的影響和活動才開始超過英國。上海工部局和香港碼頭仍是英國人的禁育，但20 年代和30 年代的12 所教會大學主要是美國人辦的，一些大的商業公司如英美菸草公司則是英美合營的。30 年代納粹德國的崛起使人看得很清楚，阻擋日本向華擴張的外援勢必主要來自美國而不是英國，當時美國也成了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超過日本和歐洲。南京政府的10 年是承平時期美國的影響達到項點的時代，接著在4O 年代美國又在中國作出了巨大的軍事努力。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化，美國繼承英國的地位成為活躍於中國的主要西方國家。
美國對於中國的兩面性
我們在為反對英帝國而進行的獨立戰爭後不久進人了中國，其方式是一面仍舊抨擊英帝國的壞處，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處。這就使我們的對華政策帶有一種奇怪的兩面性，在思想和實際行動上產生了差距。當時在中國的主要現實狀況是不平等條體系，但這是英法靠武力爭取到的，並且仍然靠它們的武力來維持，所以美國政府就認為它對此不負什麼主要責任。我們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們的一份特權和機會，是一種“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比方說在政治方面，我們按照我們自己的革命傳統，自覺地反對殖民主義，懷疑歐洲人施展陰謀，總覺得我們在早期避免從事帝國政治甚至強權政治這一點上比他們純潔些。但與此同時，由於我們要求最惠國待遇，我們毫不猶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權帶來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最不受人重視的美國公民——事業失敗後逃債的人，為求資助家庭而出國謀生以取得匯款的人，無票偷乘船隻的人，以及冒險家——當他們在上海登岸之後，就搖身一變，被當作上等人看待。他們像中國士紳一樣，被認為是高出於群眾之上，是不受當地警察欺壓的。普通美國人剛坐人力車時，覺得被一個當馬的人拉著，有點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優越地位，認為東方生活和有廉價勞動力在身邊伺候是很愉快的。甚至平等思想很深的傳教士也不得不遷就中國等級社會的現實情況。
我們口頭上大道理談得很起勁，而官方的行動卻十分有限。這種驚人的差別，在我看來有時是從上述那種又想要又不想要的矛盾的生活體驗中產生出來的。我們不願放棄讓中國人民享受民族自決和個人自由的理想，但我們不知怎麼從來不能採取行動，使這些理想成為現實。我們珍視這些理想，把它們當作我們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國的現實卻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兩者始終不能調和一致。結果是在執行我們的傳統政策時助長了人道主義的理想與策略上的現實主義之間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美國的遠東政策素以合乎道義著稱，其值得注意之外是我們從未認為戰爭是政策的實用工具。我們毫不遲疑地對日本侵略作出道義上的有力譴責，但同時卻絕對不考慮為了支援我們的道義和外交立場而開始作戰。結果就產生了一種不正常的局面，例如1931 年的史汀生主義拒絕承認滿洲國以維護我們的榮譽，但同時仍將戰爭物資出售給日本。
我們沒有能夠把道德理想轉化為積極的對華政策，我們那種有時幾乎是不負責任的雷聲大雨點小的行徑還受另一種格局——即時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