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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1956 年9 月召開的第八次黨代會發現好多地方的農民被幹部的錯誤保證引入歧途。工業建設專案同樣是過於龐大的。群眾的生活水平實際上反而有所降低。
眼看著有發生嚴重的“命令主義”和“脫離群眾”的危險（似乎也是引起匈牙利騷亂的弊端），中共在1957 年4 月大張旗鼓地發動了前述“整頓”幹部作風的思想運動，同引導知識分子提出批評意見的“百花”運動齊頭並進。
這樣，到了1957 年中期，中共發現知識分子和幹部都無法適當地加以控制了。它的回答是針對這兩批人展開了一場大的“反右”運動，在1957 年的下半年迫使許多以前的自由主義者和小黨派成員退出政治生活，並清洗了兒千名幹部。包括許多作家在內的、曾發表過批評意見的人受到嚴厲抨擊，不得不公開承認錯誤，並互相揭發檢舉。統一戰線看來是結束了。最後許多人被迫服從大規模的“下放”運動，教師、學生、城市幹部和職員被送往農村，與農民一道從事體力勞動以免“脫離群眾”，同時還能幫助提高農業產量，減少城市的失業人數。根據托馬斯？ 伯恩斯坦得出的結論，在1957 一1966年期間，約有120 萬城市青年確實被安置到農村（而在1968一1975 年期間，安置到農村的總人數高達1200 萬左右）。
然而，訓導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比較容易，約束幾百萬幹部的過度熱情（或者只是使他們不受感染）卻很困難。革命的狂熱不久就達到一個新的高潮，最上層的領導成員也陷人他們自己的熱情而不能自拔。這種感情奔放的潮流一部分顯然是由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表面勝利所引起的。
中國在世界局勢中的地位
與國內的革命同時產生的是對外部世界的好戰態度，因此中共的思想就再也離不開這樣一個普遍提到的主題：“美帝國主義”是敵人，中國的“解放”是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模範。時代條件使北京懷有強盛王朝的傳統目標：統治鄰近地區以保衛中國。但是，中共把這通常的強權政治的實際目標看作世界範圍內偉大斗爭的一部分，即進步的“社會主義陣營”反對反動的“帝國主義陣營”鬥爭的一部分。按照這種思想方法，中國新高漲的民族主義就表現為更廣泛的國際主義形式，人民中國可以用這種形式來依靠它的蘇聯“老大哥”。50 年代北京的外交政策就是本著這種精神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的，正如它在國內所做的那樣。
在1950 到1954 年的第一階段，起初是中國對美國的好戰態度作出好戰的反應，而觸發這次反應的具體行動是1950 年6 月北朝鮮在蘇聯支援下對南朝鮮的進犯。如前所述，這促使由美國撐腰的聯合國派兵保衛南朝鮮，並使美國重新給予臺灣國民黨政府以海陸軍支援。在中國軍隊干涉朝鮮和進人西藏後不久，中國又在印度支那以軍事力量支援越盟。但是，經過兩年的談判，朝鮮停戰協定終於在1953 年7 月簽訂；當法軍在奠邊府戰敗後，中國以大國身份參加了1954 年7 月的日內瓦會議，會上議定讓法軍撤離印度支那。
然而，在北京這樣地擴張其勢力的同時，美國承擔的義務也擴大了。在冷戰的這一前線，雙方都想透過好戰的行動來謀取安全。1954 年9 月，美國組成了一個聯合防禦體系東南亞條約組織，其中包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華盛頓又與漢城（1953 年10 月）和臺北（1954 年12 月）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這樣，當國共在廈門港近海島嶼金門的對抗導致1955 年初的一場危機時，中國關於四鄰地區的活動遭到美國所領導和資助的反共勢力的“遏制”。
在這開頭幾年的好戰精神之後，進人了一個更多地依靠外交說服的階段。在1954 年4 一7月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部長一起，力求在法軍撤離印度支那後為該地區創造穩定的局面。這時周在同印度和緬甸會談中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這也是他在1955 年4 月西爪哇萬隆舉行的亞非29 國首腦會議上發言的主題。根據“萬隆會議精神”，美、中駐華沙大使開始在1955 年8 月舉行定期會談。
但這條“軟的”路線不久就屈服於“硬的”路線。1957 年8 月俄國發射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和同年10 月它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圍繞地球執行後，帝國主義似乎處於守勢。n 月毛第二次離開中國去莫斯科參加12 國共產黨會議，並慶祝布林什維克革命40 週年。毛的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