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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佔領軍的鐵拳頭。在仰光，日本兵的驕橫使那些留下來歡迎向往中的“解放者”的市民們感到非常沮喪，日本兵追逐婦女，“到處打罵緬甸人，強迫他們做拖木頭，擔水的活兒。”為了共同驅走正在撇退的英軍而成立的三萬“緬甸解放軍”，終將掉轉槍口對準新的統治者。從監獄中釋放出來領導爪畦傀儡政府的革命須袖艾哈邁德·蘇加諾也將如此。
在菲律賓，由“親日派人物”若斯·洛雷爾（他的兒子正在巴丹同美國人並肩戰鬥）領導的行政委員會保證忠於本間將軍。他希望以此平息廣大人民的怒氣，但是，同其他由日本人扶持起來的傀儡政權一樣，在亞洲新秩序的範圍內允許成立的“獨立政府”，終究只不過是釋出皇軍命令的橡皮圖章而已。
實際上這是實施嚴厲的軍事管制法的佔領。太陽袖章必須佩戴，見了日本兵必須鞠躬，夜裡走路不帶提燈的人格殺勿論，西方電影和文學作品統統取締，學校課程日本化。日曆也換了，一九四二年變成從第一代日本天皇登基時算起的二○六二年。為了全部消除西方的影響，憲兵隊的特別支隊象東方的蓋世太保一樣進行活動，根除那些為老殖民政府服務過或者對西方表現出同情的人。華人受到了特別殘酷的待遇，因為多數日本乒憎惡對大陸中國進行的曠日持久的戰爭。僅在新加坡，就有七萬華人被兜捕和審問；五千華人被監禁，多數僅僅是因為面板上刺有花紋；許多華人彼當作拚刺刀的活靶子，駭人聽聞地遭到處決。
對於新徵服的領土上落入日本人手中的五十萬歐洲平民——其中有許多是婦女和兒童——來說，爾後的三年是被野蠻監禁和橫遭剝奪的三年。許多人還沒有到達人滿為患的監獄和拘禁營地就斷送了性命，倖存者常常沿著叢林小道跋涉數百英里，然後象牲口一樣地被關在這些監獄和拘禁營地裡。巴厘巴板的所有白人都被殺死，以示對他們破壞石油設施的懲罰。英國外交大臣抗議香港居民遭受的殘酷暴行，日本人肆無忌憚地姦汙和屠殺年輕姑娘乃至尼姑，使香港的國際觀察家毛骨諫然。爪哇和蘇門答臘的荷蘭人受到慘重的迫害；在菲律賓，三千多名美國平民被關在馬尼拉郊區聖托馬斯大學校園的有刺鐵絲網裡，又擠又髒地住了三年，既缺食物，又缺醫療。
日本人無視俘虜的生命，對戰俘極不人道。帝國軍人是用武士道——中世紀武士階級遵守的道德規範，集嚴格的禁慾主義和大乘佛教的人我否定於一體——的嚴格紀律訓練出來的，練就了要為天皇死戰的性格。萬一戰死，就會為他的家屬帶來榮譽，本人的靈魂也得到自我拯救。軍人訓導手冊明確規定：“記住這樣一條：當俘虜不僅意味著自己身敗名裂，而且意味著父母妻小永世不能抬頭。最後一顆子彈無論如何要為自己保留著。”對於一個日本軍人來說，當俘虜遠不如死去的好。誰當俘虜，他實際上就不復存在——他的名字從他的鄉村或城鎮的花名冊中除去。日本人就是這樣地變成了寧死不降的盲信武士。這樣的條件作用使普通的軍人絲毫不理解西方的道德觀念，他把所有的戰俘視作只能蔑視並象奴隸一樣地對待的下賤貨。
在一九四二年頭幾個月裡投降的十五萬盟軍戰俘，經歷了奴役、飢餓、疾病和死亡的漫長歲月。日本外相東鄉茂德曾經保證他的國家將遵守一九二九年日內瓦公約，這個公約提出了國際公認的俘虜待遇條件。然而，日本國會從未批准這個條約。由於東京政府沒有制訂任何行動準則，處理俘虜只由當地軍事指揮官酌情決定，他們是嚴格根據武士道而不是根據日內瓦公約來處理戰俘的。日軍自己計程車兵經常缺乏食物，三百個戰俘營裡的俘虜只好捱餓了。日本公然違反西方國家公認的準則，強迫多數戰俘從事異常沉重的體力勞動。許多人彼秘密送往滿洲的煤礦和硫黃礦；另外一些人在瘧疾流行的濃密叢林裡修築公路和鐵路，還有少數人被送進特殊醫療試驗營，供作動物試驗之用。被日本人俘虜的人，絕大部分未能活下來，不是死於飢餓、流行病，就是死於看守指揮官的殘酷虐待——許多看守指揮宮在一九四五年以後作為戰犯接受審判和被處決。
日本政府對所謂共榮圈的赤裸裸的經濟剝削，同日本軍方的殘酷暴行不相上下。“我們沒有任何限制。他們是敵方的人。我們可以抓捕他們，為所欲為，”這就是三月十四日日本軍方和企業家在東京舉行的聯絡會議制訂的基本政策。貪婪地掠奪東南亞的資源和原料，是為了滿足日本製造商尤其是強大的“財閥”的利益，這些”財閥”現在派出代理人掠奪新的領土，授予他們這種特許權的是給工業界下達的指示：“目前南部地區將是原料來源地和我們的製造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