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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推斷，不論總統那天上午得到了什麼訊息，都必然是某種正面的戰爭警告，這是合乎邏輯的。再者，訊息一定十分明確，絕對可信，來源可靠，而且是透過完全秘密的渠道傳給他的。關於也許能指出訊息可能的來源和渠道的線索，可以從威廉·斯蒂芬森的敘述中找到，他是英國當時在美國的秘密情報網的負責人。總統的兒子詹姆斯·羅斯福上校把已經放棄試圖達成臨時協議的訊息告訴了他。斯蒂芬森便在第二天電告丘吉爾：“對日談判己經停止。”還說：“各軍預計在兩週之內即有行動。”
羅斯福委託自己的兒子作他與斯蒂芬森之間的中人，丘吉爾稱斯蒂芬森為“無畏者”。他是首相和總統之間交換絕密情報的溝通渠道，那些情報是不能用通常的渠道傳遞的。看來他經斯蒂芬森的手轉來了答覆，據說是因為英國駐華盛頓的大使到弗吉尼亞州去了，這說明總統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收到的不論何種戰爭警告，可以肯定都是來自丘吉爾的。“明確的證據”
從已經公佈的記述，或者是迄今可以看到的首相檔案中都沒有跡象表明，他一定是提出警告的來源。只有丘吉爾自己的一個敘述，看來他在其中作了十分詳盡的說明，甚至否認他前一晚發出的電報曾打算影響美國的決定。他還離開主題，否認英國人能及時得到有關日本人的最新情報，甚至就在他們用自己的“魔術”情報機器破譯日本的外交信件的時候這樣說，而且從英國的官方歷史上也可以看出，他們在竊聽日本帝國海軍的作戰密碼方面，也比美國人更有成就。
十分有趣的是，丘吉爾費盡心機試圖使自己遠離美國作出的決定。當人們考慮到，這兩個國家對付日本的威懾戰略何等密切相關，特別是自一九四一年八月舉行了大西洋憲章會議以後，好奇心導致了懷疑。而且如果你查閱了在公共檔案局內的首相檔案，疑心就會更重了。在卷宗PREM3（裡面是丘吉爾最機密的戰時情報簡報）的第二五二冊關於一九四一年日本局勢的材料已經公開了，其中青一個使人好奇的短缺部分，有關十一月份全月發生的事件的第五分冊都不在內，上面標有官方的最後定論，“保密七十五年”。
仍然封存在倫敦的這批檔案是否隱瞞了首相在珍珠港事件發生的前兩週轉給總統的有關戰爭警告的詳細情況呢？根據這個新的證據，有關史汀生和官方對美國為什麼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如此突然引人注目地改變了對日政策的說法必然會引起疑問，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確有隱瞞。那天白宮的確收到了某種戰爭警告，這是金梅爾海軍上將所深信不疑的。是否有人告訴過他這件事卻不大清楚；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國海軍舉行調查會議期間，他的確曾設法肯定有過這種警告。七月二十九日那天斯塔克海軍上將的證詞紀錄表明，這位前太平洋艦隊司令作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很多的問題，查明人家不讓他知道的具體情況”。
金梅爾在調查時間斯塔克：“你是否記得，在十一月二十六日這一天，或者是在這天的前後，你曾收到過海軍情報局的情報，說他們有明確的證據，日本打算向英美兩國發動進攻戰？”斯塔克拒絕回答，聲稱這是國家機密，軍法官也表示反對，認為這個問題超出了直接調查的範圍。法庭判定，此事系不得公開的情報，而意義重大的是，這件事既未得到證實，也不曾加以否認。
金梅爾海軍上將第一個公開提出，十一月二十六日曾經收到過明確的戰爭警告，這是極為重要的。那個戰爭警告究竟是什麼，現在還不清楚，但是史汀生“丟失了”的備忘錄必然對一直為人們所接受的說法提出極大的懷疑，這種說法是以上海的調兵報告、赫爾因無視蔣介石的反對而於心不安，以及丘吉爾對臨時協議的反應冷淡作為解釋的，可是，在新的證據支援下，完全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不論警告採取什麼形式，都一定被看作是進攻在即的無可辯駁的證明。除非情報是由接近日本內閣、宮廷或軍事指揮部的可靠人士透露的——可以作這種設想，但是卻不大有此可能，因為能作出開始敵對行動決定的御前會議是十二月一日才召開的——足以使倫敦和華盛頓的軍事分析家們相信的唯一其他情況來源只能是作戰計劃本身的確切細節。
的確，看來這也是最有可能的來源，因為日本的陸軍和海軍的作戰命令是十一月份第一週下達的。從使館武官的信件中可以明顯看出，這些計劃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