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員--勇敢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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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為了發洩心頭的怒火，開始在華東地區噴灑霍亂、傷寒和鼠疫病毒，這使日本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惟一使用生物武器的國家。受害者的總數至今仍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人們可以從一幕驚人的場景中得到一個總體概念。“據報道，在一次生物武器襲擊中的最後關頭，由於風向的改變，導致1700名日本士兵喪生，10萬多人受傷。”

受害者並不僅是中國人。杜立特爾手下也有八名飛行員在中國境內被日本軍隊抓獲了。他們分別是迪安·霍爾馬克、比爾·法羅、哈羅德·斯帕茨、蔡斯·尼爾遜、喬治·巴爾、鮑勃·海特、雅各布·德沙澤爾以及鮑勃·米德爾。他們也許是最先知道敵人是怎麼看待這些美國飛行員的人。

“根據《日內瓦公約》，我只能告訴你我的名字、軍銜和編號，”蔡斯·尼爾遜對審問他的日本軍官說道。審訊員的答覆是：“《日內瓦公約》是什麼？我們是在打仗，你不知道麼？我們的規矩都是自己定的。”緊接著，審訊員用手指戳著蔡斯的鼻子說道：“我再告訴你點兒別的吧，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把你殺了，而別人永遠都不會知道這是誰幹的。”

作為47個簽字國之一，日本於1929年7月27日在日內瓦簽署了《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但由於國內的強烈反對，日本從未正式認可這項公約。公約要求無生存希望計程車兵釋放投降者。要記下投降者的姓名，並通知其家人他們依然活著且活得很好。然而，這樣的規定無疑與殘暴的日本軍人的所作所為恰好相反。投降者們並不理解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一名年輕的日本士兵必須戰鬥到死。“如果他受了傷不能動或是失去知覺被抓成為戰俘，回到日本後他將永遠也抬不起頭來。他和他的家人將為此蒙羞一輩子。”歷史學家火田幾彥總結出了日本士兵的看法：“他們認為一旦自己的軍隊被俘虜，他們就會失去所有人權。而且他們也以同樣的態度理解抓獲的戰俘。”

裕仁天皇明確表態：日本不會遵守國際協定。這與過去的戰爭宣言是相悖的。1894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明治天皇曾經宣佈：“我們命令士兵竭盡一切所能，保證不違反國際法。”後來在對俄宣戰時，明治天皇依舊強調了這一點。那時候，被俘軍官們受到了很好的對待。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戰爭中，79367名俄國士兵被俘虜。他們被關押在日本境內的29個戰俘營中，並得到了很好的對待。金澤戰俘營中的俄國軍官甚至還被帶到小酒館裡去看娛樂表演。後來頒佈的《海牙公約》規定，戰俘應該得到和那些正在所在國軍中服役的同等軍銜計程車兵同樣的薪水。日俄戰爭中，俄國戰俘的薪水是日本士兵的兩倍。戰爭結束後，所有的戰俘都被送回了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在對德國的宣戰書中宣稱：“我們仍舊要求我們的軍官和士兵各自竭盡一切所能，在國際法的框架內實現本國作戰目標。”

然而，明治天皇退位後，皇軍就不再理睬那些國際公約了。裕仁天皇在對美宣戰書中宣告：“全國人民有著共同的願望，為了使日本在實現戰爭目標的過程中免遭損失，我們將動員一切力量。”人們故意忽略了遵守國際法的宗旨。日本戰俘新聞局的第一任主管說：“在對俄戰爭中我們對俄國戰俘給予優待，那是為了讓世人承認日本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但我們現在不再採取這種做法了。”

日本士兵認為被俘後應該自殺而不應投降，當了戰俘就意味著失去尊嚴。畢竟，投降之後雖然保全了性命，但做人的尊嚴便不復存在了。被俘虜的美國兵們要求透過國際紅十字會通知他們的家人，而日本士兵對此非常詫異。他們納悶，這些卑劣的美國人怎麼會厚著臉皮舉起雙手投降，並且投降了要讓他們的父母也為他們感到羞愧。

來自俄克拉何馬州德林克曼的格倫·貝里26歲那一年經歷了極端殘忍的巴丹死亡之旅。許多年後，貝里對我說：“日本兵告訴我們，他們寧願自殺也不會投降。所以他們覺得我們就是一幫廢物。”

另一個巴丹倖存者萊斯特·坦尼給我講述了一個“廢物”的故事：

我們行進到一個地方的時候，押隊日軍命令我們要將速度加快一倍或跑步行進，以追上前面的戰俘隊伍。當我們經過一隊日本士兵時，押隊計程車兵命令我們停下。就在我們察看那隊士兵在哪裡時，看到了一個美國士兵正跪在一名日本軍官面前。那個軍官從鞘中拔出一把武士刀刀刃向上，他揮著刀在空中劃了一道長長的弧線，嘴裡大喊一聲“萬歲”，便砍了下去。只聽見一聲悶響，那個美國兵的頭被砍了下來。然後，那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