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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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為重，對李宗仁表示，死守臺兒莊，整個集團軍打完為止。122師師長王銘章的表現同樣出色，面對強敵的瘋狂進攻，他力戰不退，死守滕縣，終至為國捐軀。高階將領的率先垂範使成千上萬的下級官兵備受鼓舞。他們面對強敵，毫無懼色，在民族解放的戰場上演出了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據統計，第2集團軍和第59軍的傷亡均在萬人以上，第22集團軍傷亡也在8000人以上。其中全排、全連、全營乃至全團戰死者，屢見不鮮；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沒有留下姓名。

第三，嚴明獎懲。1938年1月2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向全國發布了一條重要公告，一方面對佟麟閣、趙登禹、郝夢齡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揚之意，同時將對40餘名失職將領的懲處情況公之於眾。判處死刑的除放棄雁北天鎮的61軍軍長李服膺外，還有旅長高仰如等8人，第19集團軍副總司令香翰屏、師長鄧龍光2人記大過一次；第39軍軍長劉和鼎和師長李松山、周祖晃、徐啟明、潘文華、楊國禎以下10人撤職留任，戴罪圖功；師長羅霖、巫劍雄、宋希濂、陳萬仞以下10人撤職查辦。此外，旅長以下受撤職處分的8人、受撤職永不敘用處分者2人、判處有期徒刑10年者1人。以上受懲處者共42人。如此大規模懲處以整肅軍紀的做法，在國民黨軍的歷史上是罕見的。如果說這對國民黨軍隊的震動還不夠強烈的話，3天之後，即1月24日，山東省政府主席、第5戰區副司令長官、第3集團軍上將總司令韓復榘以不戰而逃的罪名被國民政府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的訊息，無疑是一個更大的震撼和衝擊。以韓氏軍階之高，職任之重，堪稱顯貴，只要違紀，依然就戮，這對全軍將士尤其是高、中級將領自是一個強烈的震懾，從而使戰時軍紀得以樹立，以致許多將領相互告誡：“寧死於戰場，不死於國法。”在臨沂戰場，59軍軍紀森嚴，獎懲分明。該軍112旅旅長李金鎮在臨沂戰役的第一天因未頂住日軍反攻而敗退沂河西岸，當即被張自忠軍長撤職，另以作戰勇猛之李九思團長升充旅長。在第二次臨沂戰役的最危急時刻，224團第3營營長賀某企圖逃跑，被震怒的張自忠就地正法。擔任機動攻擊任務的湯恩伯，為儲存實力，一連數日逡巡瞻顧，按兵不動，後來也是在李宗仁和蔣介石的嚴厲訓令之下，才積極行動起來，終於完成了使命。由上述可見，如果沒有嚴厲的軍法、軍紀，臺兒莊大捷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無論是“雜牌軍”還是正規軍，一視同仁。徐州會戰中參戰部隊大部分都是“雜牌軍”，李宗仁十分同情“雜牌軍”的處境，從不嫌棄他們。他認為，對這些“雜牌軍”“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視同仁，並曉以國家民族的大義，和軍人的天職”，官兵們還是能夠“激發良知，服從命令，效命疆場”的。所以，他在同龐炳勳等人談話時，無不曉以大義，懇切希望他們以國家民族為重，放棄儲存實力的做法。他說：過去“我們在內戰中攪了20多年黑白不明，是非不分，敗雖不足恥，勝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願，讓我們這一輩子有一個抗日報國的機會，今後如能為國家民族而戰死沙場，才真正死得其所”。與此同時，李宗仁還積極爭取蔣介石對“雜牌軍”一視同仁，並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量解決各部隊的困難，尤其是槍支、彈藥，以解其後顧之憂。當他得知中央軍事當局欲將龐炳勳部5個團縮編為4個團，即代龐交涉，請求中央收回成命。結果，蔣介石同意龐部“維持現狀”。其後，李得知龐部子彈奇缺，槍支陳舊，又馬上為其補充彈藥，更換裝備。許多將領在同李宗仁共事之後，都滿懷感激地說：“帶兵數十年，從沒遇見如此寬宏大度，關心部下的長官！今後願意戰死沙場，以報司令長官的知遇之恩。”臺兒莊戰役中，各“雜牌軍”英勇赴戰，為國效死的表現，使蔣介石都感到驚訝，故對李說：“你居然能指揮“雜牌”部隊！”而李宗仁卻從“雜牌軍”的英勇表現中認識到：“作主帥的人只要大公無私，量材器使，則天下實無不可用之兵。”

二、得到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的有力支援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陳誠在回答記者關於徐州會戰勝利的原因時說：“山西境內我方有20萬之遊擊隊，遂使敵第5師團之眾只能據守同蒲路線，不敢遠離鐵道一步故臺兒莊之戰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為一戰區之勝利。”可見，正是由於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正規戰與游擊戰兩種作戰緊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有徐州會戰的勝利。其實，在徐州會戰中，中國共產黨直接和間接地給予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