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製造紀實:596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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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節：第十八章　叫你來是搞原子彈的（2）

王淦昌1934年在德國柏林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曾與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梅特納共過事。1956年，他進入杜布納聯合核研究所，從1959年到1960年底返回前，他擔任這個所的副所長，並在此期間和另兩名同事發現了反西格瑪超子，蜚聲中外。雖然他的個人志向是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學，但國家卻需要他轉變研究方向，並且要求王淦昌絕對保密，要長期隱姓埋名，不得告訴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從1961年4月3日起，王淦昌更名為王京。別人向他老伴打聽王淦昌哪裡去了，他老伴回答說到信箱裡去了，因為她只知道一個信箱代號。

王德基說，我父親去了哪裡我們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沒見過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那時候我和父親通訊，他就是用的這個名字，所以我媽媽說，你爸爸調到信筒裡了。

從杜布納回國的還有周光召、何祚庥、呂敏等人。何祚庥說，1960年9月，錢三強去了莫斯科，作為中方學術的總代表參加杜布納學術委員會。在錢三強來以前，我們已經多次談到了中蘇關係問題。蘇方撤退了專家，看來中國缺人，我們在這搞點粒子物理又怎樣呢，只不過是可以寫點論文，但這點東西的用處離國家的建設還是比較遠的，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回去？我們就起草了一個報告，意思是要求回國一起幹。報告寫好擱了一兩天，錢三強來開會，就找錢三強說了我們的意思。那時候怕失密，報告本身沒留底稿，看完就毀掉了。正好晚上劉傑打長途電話給錢三強商量有關的事情，錢三強就在電話裡彙報了這件事，劉傑說很好，就這樣大體定下來了。我和呂敏回去不成問題，因為本來就是核工業部管的。但周光召當時是北京大學的講師，他能不能從北大調過去是一個問題，再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按當時的政治條件，周光召的社會關係非常之複雜，他家裡有人在臺灣，以前他出國來杜布納就沒透過審查，當時還是錢三強跟彭桓武兩個人極力為他爭取透過的，因為他只不過是作點粒子物理的研究嘛。現在要調去核武器研製部門，錢三強問我，周光召這個事怎麼樣？我說這個事情照我看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種事情我們說不上話，我們太年輕了。問周光召的業務能力怎麼樣？我說極強極好，他點了點頭回去了。當時我們就那麼點兒人，一開始覺得有這些人就可以開始搞原子彈了。等到真正搞起來才發現，這個攤子規模之大、人員之多，遠遠超過我們最初的想象。

1963年1月初，曹本熹從石油部來二機部報到後，在核工業領域內領導了鈾、鈽、鋰、氘、氚的化學研究和生產試製任務，並且研製成功了用氟將二氧化鈾氟化為四氟化鈾、將四氟化鈾氟化為六氟化鈾、將六氟化鈾還原為四氟化鈾的三個流態化。白文治說，曹本熹的女兒曹瑛在清華大學二年級讀書，兒子曹珏在一○一中學初三讀書，全家生活安寧穩定。不料到了1963年初冬，他夫人魏娛之告訴我，女兒曹瑛突然病了，住進北醫三院，診斷是白血病。我大吃一驚，幾乎難以置信，我立即請局裡的衛生防護處李毅民處長和李學群大夫同我一起趕到北醫三院，首先我們到病房去看曹瑛，看她精神狀態還好，我們就下來到醫務處，瞭解一下診斷的情況。他們介紹診斷結果是白血病，我問會不會不是白血病，有沒有誤診的可能啊？他們說沒有誤診的可能，確實是白血病。我在失望之中，幾乎失去控制，只好委託北醫三院多予照料。當時曹本熹在北京的技術攻關已全部透過驗收，他到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執行生產任務去了。晚上魏娛之也來了，我打電話通知曹本熹回來，叫他交代交代工作，把工作安排好，先回來，需要他回來彙報。我沒有說他女兒病了。他回來之後，只呆了一個月，又走了，因為那邊工作實在離不開他。白血病的醫療費用很大，女兒住進協和醫院治療，後來又重新回到家裡。當時的辦法就是輸血，輸了好幾次血，而輸血是要花錢的。當時清華大學的學生都是自費，曹瑛當然也不能例外。我見到曹本熹跟他講，準備給他補助。我曾幾次同曹本熹說，女兒的醫療費用，公家可以補助。曹本熹答覆說，我還有一點積蓄，現在不需要，等到需要時再開口。後來我才得知，他為了給女兒治病，花光了家裡多年的積蓄，卻仍無法挽救愛女的生命。協和醫院醫生提出希望能在他女兒去世後，進行屍體解剖，以便對白血病進行研究。曹本熹和夫人魏娛之商量後，流著淚同意了。1965年女兒曹瑛悄悄地離開了人間，曹本熹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