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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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完善的過程。最後達到比較成熟的地步,到了毛主席那裡就批准了。以後成立中央專委,就是覺得這麼大的複雜的事情,光有計劃,單靠二機部來辦不行,非得要由中央來抓,非得由周總理來抓不可。周總理要求非常嚴格,他說,這件事情,包括你們自己的家屬都不能知道。檔案都是直接送給本人簽收,裡面關鍵的字,比方說進度:1964年爆炸原子彈,1964這幾個數字不能鉛印,都是空白,印刷廠印好了以後,我們再一份一份用鋼筆填上,然後,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檔案包括底稿,我們個人從來不得儲存,每次專委會開完以後,用個牛皮紙口袋,密封起來蓋上密封蓋,然後存到專委會專門的一個保密室去。誰也不準再開封,再開封的時候必須經過批准。王亞志當時是總理的秘書,軍事秘書,張治文也是周總理的秘書,周總理決定什麼時候要開會了,他們就通知專委辦公室做準備,搞出來檔案以後,送到總理那裡去。當時還不是一般的通訊員送去,都是保密員帶著專委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兩個人,必須兩個人送去,自己簽收。給15個專委委員的檔案,也是直接送給本人。我們平時的公文包,就是寫計算過程的這些公文包,從來不能放在辦公室,放在鐵皮櫃裡也不行,而是專門有一個保密的檔案包,每天下班以後裝起來,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專委每次討論的議題和檔案都是我們寫好了以後拿到保密車間去,我們就站在旁邊,看著撿字,排版,印刷,不能離開。最後,要把排印中間的打樣燒掉,把板拆掉。
兩年規劃編寫完之後,二機部從部、局領導層到機關及基層人員,起初在認識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評兩年規劃沒有根據,是主觀上排的日期,超過現實可能。有人認為這個規劃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說實現1964年原子彈爆炸的目標提前的可能性沒有,只有可能後推,過去經驗也是如此。有人還顧慮時間訂得緊了會出漏子,擔心在生產建設上發生質量、安全事故,萬一出了大事,兩年規劃就恐怕不止是兩年,而是10年規劃了。
劉傑說,部黨組雖說原則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時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慮了。考慮也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應該這樣幹,另一種是這樣幹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說,這是拍腦袋拍出來的。討論的時候,也是反反覆覆的。錢三強、雷榮天,以及白文治、李覺他們都發了言,擔心這個計劃訂得不切合實際,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劉偉和袁成隆等同志則從積極的角度,講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劉偉說,兩年規劃不是紙上談兵,不是唱空城計,而是有一定的根據的。我們現在坐在辦公室裡很著急,但只要我們到基層去,一接觸實際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說,兩年規劃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現在不要再說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決問題還是透過實踐。需要是推動事物前進的輪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現實可能相結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說,對1964年原子彈爆炸,我們部裡頭就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不行,擔心是吹牛。他們一是對蘇聯專家撤走,可能太擔心了。二是不大瞭解情況,而我們是整天在廠裡摸,一個廠一個廠、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摸,我們心裡都有數啊。所以,我們黨組幾個人,敢拍胸脯,說能完成。
在歷史檔案中,可以查到當時二機部討論兩年規劃的記錄,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蓀、李覺以及劉傑、錢三強、雷榮天、何克希等人的發言內容。
白文治說,那時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點回旋的餘地。所以,我當時說,兩年規劃這個方案有無餘地鈾濃縮廠是中心環節,原子彈裂變部件加工是薄弱環節,進度是倒排的,1964年實現原子彈爆炸有可能,但很緊,沒有餘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為有一個細小的環節完不成,整個就都完不成,幾十個專案,你只要有一個專案出毛病,整個也會拖延。有點希望,但是沒有把握,你要讓我肯定這個我不敢。所以在會上討論的時候,我總是說沒有一定,最好留點餘地,留下半年吧,大體是這個意思。心裡沒有把握,那就不敢隨便答應下來,答應下來,不是軍令狀也是軍令狀,我是這樣想的,其他的人也是這個意思。你比如說杜文明的發言,也是這個意思,李杭蓀也講,最好多提一個季度,錢三強發言也主張留點餘地。最後劉傑發言是爭取1964年,留半年餘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劉少奇同志說的。
第94節: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禿了頭(3)
1962年12月,劉傑召集核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