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製造紀實:596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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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這樣想，中央決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講了，總理也講了，我們原來也講過，不行的話1965年，還有個緩衝嘛。後來爆炸成功了，張愛萍一見我，幾次都拍我肩膀，說，劉傑，怎麼樣，我說六四年，你說六五年。我只好說，你說得對。那時候提出兩年規劃時，確實條件不是太具備，有一定風險，所以有不同意見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說，我對實現兩年規劃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說有絕對把握。我們說，力爭1964年實現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試驗，也有可能爭不到啊。究竟如何，還得由實踐來檢驗。現在，領導者的責任就是要帶領廣大群眾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一切經過試驗，攻關奪隘，把計劃變成現實。因此，我在發言中一再說，如果經過努力，兩年規劃在1964年未能實現，1965年我們再幹半年，留半年的餘地。同志們聽後，認為言之有理，都表示贊成。曾一度主張推遲第一顆爆炸試驗時間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這樣，認識就統一起來了。經歷了這樣的事情，我感到在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在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有缺點。我瞭解各方面的情況比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瞭解全面情況，這是造成在兩年規劃問題上一定時間內認識不一致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是班長，我負有主要責任。在討論兩年規劃時，我做過自我批評，並在會後採取了改正措施。

原子彈研製過程中，許多擔子都要壓到劉傑的頭上來，上上下下，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層出不窮，令人勞心費神。有時甚至製造某個裝置時要用什麼樣的鋼材，他都要過問。有人講，劉傑管的太細了。

劉傑說，事後回想，那個時候是不是應該有個總工程師？像真空閥門的事，彈簧箱的事，蒙乃爾金的事，你不好拍板啊。彈簧箱是鈾濃縮廠的一種裝置，按照蘇聯的設計，使用壽命是一萬次，但我們製造的只能達到幾千次，用不用，也要我來拍板。這都是經驗教訓吧。那時候時間特別緊，工作特別緊，心情特別緊，1962年一年時間，頭髮就禿了。但實際上，原子彈不光是一個專門的科學性的東西，它更多的還是一個大的工程問題，組織管理問題。你說一個科學技術要用什麼辦法，用這個辦法好，那個辦法好，比如爆轟試驗到底用誰的方法，那都是個決策問題。而我呢，就是要爭取時間，要讓原子彈能夠很快的構成，定型，我就主要從這方面考慮了。我要是光去區分哪個先進，哪個落後，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當然，這就要在實踐當中一邊摸索，一邊學習了。為了掌握全域性，一是向老師學，請專家講課，二是自己讀一些書。記得在那個小樓裡，夏天太熱，汗流浹背，也顧不上這些，只一股勁要努力多學些，多補充一點基本的東西。只有這樣，才能在一些技術決策中，在專家們見解有分歧時正確拍板。兩年規劃，就是吸取了長期戰爭中積累起來的戰略研究經驗，從實踐中學來的。說起來，我在地質部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感受了，我一轉業，中央讓搞地質，那個時候天知道什麼是地質啊。我就總結了兩條，一條呢，有些同志一進門以後，就鑽到技術裡邊去了。另一條路線，首先是看全域性，抓全域性，你這裡有幾種學說，大體上是怎麼樣形成的，工作裡頭分幾個大的部分，有著什麼不同的意見，還考慮各種專家不同的特點，國家的要求怎麼樣，我們實際怎麼樣，然後再分門別類地瞭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車上我問彭真同志，搞這個東西我是外行，應該怎麼辦呢？彭真說了兩句話，他說你要成為一個專家是困難的，但是你要學習，有分辨能力就不錯了。這兩句話恰好也是我在地質部的一些經驗，就是說，我們不要急於鑽進去，那技術，鑽的越深越好，但我們最迫切需要的並不是這個東西，而是要善於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要認真地學習思考，在裡邊尋找利弊得失。現實的、理想的、近期的、遠期的都要想，要善於在這裡思考。學習的時候找老師，錢三強，趙忠堯、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這是老老師，我們在飯店裡請他們講課，還有小老師，什麼鄧佐卿啊，朱培基啊，都是我的小老師。還採取個別談的辦法。像謝振羽，那時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學上遇到問題就找她。個別談談的好處是，你有什麼想法，他有什麼想法，便於交流和分析。我自己沒有更多的經驗，中心的問題就是靠大家。

第95節：第二十七章　為什麼代號叫“596”（1）

第二十七章

為什麼代號叫“596”

病得不是時候——內部人寫了一封信——聯合工作組來到二機部——　各查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