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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上消滅。
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
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G結,互為依託。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縱觀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后當權,差點幹掉劉氏江山。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後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八王之亂,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唐朝似乎重武輕文,地方官員都委以軍政大權,人權、財權、治權都在各藩鎮,結果尾大不掉。為了擴張,重用北方蠻族,類同於羅馬帝國用蠻人當兵替自家打仗,可結果如何?與羅馬帝國的下場很相似。在極盛期就發生了安史之亂,蠻人攻佔了兩京,並且丟失了所有擴張的版圖,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後期發生了逆向的蠻族化),首都幾次被攻陷,完全是一個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後,中央政F已經名存實亡,很象春秋時代的周王,地方諸侯想到你了,就給點,想利用你了,就送點。由於唐朝中央政F沒有對各地進行有效地管治,造成軍閥混戰。中原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削弱。北方蠻族趁機侵入中原,並不斷蠶食領土。到朱溫代唐時,中原已經成了漢族與蠻族雜居的嚴重現實。契丹人及其它蠻族趁機成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類似儒家文化的政權。可以說,藩鎮之亂,造成唐朝的滅亡,並直接形成了以後五代十國這一中國自先秦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分裂。這次分裂對中華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這就是東胡系(鮮卑、契丹、女真、蒙古)蠻族有機會從遊牧民族逐漸地轉變為依靠農業與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這一點成了稍後宋朝統一的主要障礙。宋立國之後,當政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舉制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制,既打破門閥託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制的弊端。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制度,但這一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還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制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
什麼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制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嗎),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由於宋代皇帝都比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言官都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面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駕崩時,李皇后夥同內侍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想立長子而廢太子,遭到宰相呂端斷然拒絕,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不拜。請轉簾,升殿審視無誤,方率群臣拜呼萬歲(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