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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一結論頗具見地，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這樣一個如夢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本來足以讓今天的中國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後，無論是漢人，還是其它民族，都對這個朝代抱有固有的輕蔑。人們比較樂於回憶強漢時代、盛唐時代，甚至鼓吹大明時代、大清時代。這個朝代只有離開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後代，在它的政治影響沒有覆蓋的地方，才獲得應有的尊重。在歐洲、在美洲、在日本，人們對宋代的評價要比它自己身後的國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國外，人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就是緣於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鴉片戰爭之前，當中國人還不瞭解世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中央帝國，是世界中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宋的滅亡歸咎於宋代統治者的**無能。當我們的國門被槍炮開啟之後，當我們知道在宋朝滅亡之前，歐亞大陸上的其它幾個主要的文明國家也被蒙古大軍所滅，南宋是蒙古人攻佔的最後一個堡壘。在蒙古鐵蹄踐踏歐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亞地區的四十年後，蒙古人不得不在採用政治加軍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對付其它民族和國家只有一種形式：無條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經投降的漢人來治理漢人，透過分化來瓦解南宋軍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說；宋朝最讓人驚歎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計程車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上消滅。
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
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Ｇ結，互為依託。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