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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
等等。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最富成果的時期。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為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為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系，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佔統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範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絡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是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二程還較為系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系統的思想體系，他以“天理”和“人慾”為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系的艱鉅任務，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後影響最大的儒學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理學在宋代並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躍，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後不了了之，可知當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鬆的。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面，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後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Ｆ開放私人修史的限制，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正因為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鑑》
最為著名，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鉅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在文學方面，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宋體。藝術成就和唐詩並峙的就是宋詞，在宋代，這一藝術形式的成就達到頂峰。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這一文學形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應該說，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給後代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如明清時期的小說便是直接導源於宋代說書人所用的話本，等等。
最後再來看宋朝的經濟；當時佔世界的60％。工商業極度繁華
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東部的國境線推到長城一線的時間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說；最後就是要揚國威於域外——“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麼？要宇宙可汗才爽——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麼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就別提了，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捱揍。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光輝事蹟。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自己的視角，試試按另一種標準來看待歷史，不是隻看王侯將相的“千秋功績”，而是看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許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