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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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及稍後，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飛先次遣發軍馬迴歸”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臨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飛到行朝時，韓世忠和張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檜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餚招待韓世忠和張俊，拖延時日。岳飛來到後，宋廷一面繼續在西湖為之舉辦盛筵，一面卻連夜起草制詞，發表韓世忠和張俊任樞密使，岳飛任樞密副使，留朝任職，明升暗降，削除兵權。宋朝歷史上第二次“杯酒釋兵權”終於實現了。岳飛保留少保的階官，其兩鎮節度使的虛銜和宣撫使、招討使、營田大使的實職同時撤銷。

鎮守西京河南府的李興軍，屢次挫敗金將李成的反撲。李成無可奈何，請求完顏兀朮（宗弼）增援了大批軍馬。紹興十年九月，李興因眾寡不敵，放棄河南府城，轉移到永寧縣白馬山寨。李成在冬季圍攻山寨，李興揮兵夜焚敵營，一直追殺過洛水以北十八宋裡，直至福昌縣三鄉鎮（今河南三鄉），連戰克捷，李成逃竄，奔回河南府。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興組織幾萬軍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幾千騎兵的邀擊，歷盡艱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興擔任左軍同統制，成為牛皋的副手。

梁興、趙雲等人聞知大軍班師後，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與金軍作戰。他們轉戰各地，在大名府、開德府一帶，擷取了金朝山東路的金、帛綱，河北路的馬綱。梁興、趙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強敵，飽經磨難，在紹興十一年或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殺回鄂州。

河北抗金義軍控制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繼被金軍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義軍，奉川、陝宣撫司之命，轉移至陝西，解救被圍的慶陽府（治安化，今甘肅慶陽縣）。他率部途經延安府（治膚施，今陝西延安市）時，不幸被叛將趙惟清所俘。金軍將王忠植押到慶陽城下勸降，他大聲疾呼：

“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帥右監軍完顏撤離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當速殺我！”

遂慷慨就義。

北方很多愛**民臨危不懼，以“勿負朝廷”互相勉勵。然而宋高宗和秦檜控制下的宋廷，卻置故土遺民於不顧。北方廣大的抗金義軍，因缺乏正規軍的支援，與金朝軍力對比懸殊，終於陷於失敗。

第四節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帥完顏兀朮（宗弼）在紹興十年戰爭的最後階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氣揚起來。紹興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於以往戰事中的損兵折將，此次金軍入侵，名為十三名萬夫長的編額，其實只有九萬餘人，兵勢非復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軍，淮西宣撫使張俊有兵八萬人，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有兵三萬人，淮北宣撫判官劉錡有兵約二萬人，總兵力超過其他各大戰區，完全足以抵禦金軍的進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軍情緊急時，最急需的將帥還是岳飛。一道道金字牌傳遞的急件，如星飛電馳，直髮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撫司。宋高宗在手詔中用盡了甘言美語，“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破敵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師之報”。驚慌失措的神態，躍然紙上。

“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岳飛恢復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點死灰復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詔下達之前，就上奏請求“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飛又連發兩奏，說“虜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勢必得利”。這當然是出奇制勝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圍魏救趙”的成功戰例。雖然金將李成帶領一萬五千多人駐守蔡州，也決非是岳家軍的對手。但是，岳飛素諳宋高宗的脾胃，估計到皇帝決不會接受此策，故又於當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說，“虜知荊、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乞且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貴得不拘，使敵罔測”。岳飛認為，本軍若改由蘄州和黃州一帶渡江，出敵不意，或可收腹背夾擊之效。

果然不出岳飛所料，宋高宗看到“長驅京、洛”的奏章，當即回絕：“備悉卿意，然事有輕重，今江、浙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當先。”

宋方有楊沂中、劉錡兩軍，另加王德所率行營中護軍的一部分，參戰兵力估汁在十萬上下，比金軍佔有優勢。雙方接戰後，金兵依舊用左、右翼柺子馬奔突進擊，宋方的步兵揮長柄大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