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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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據。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於未然，化之於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後，大帝國裡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群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裡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十六七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乾隆的中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十九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制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舊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只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像毛澤東），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關於毛主席的成敗與功過，到時再說。袁所留下的後遺症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並沒有什麼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新興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制度則可毀之於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麼個初生之犢。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麼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膽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歷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干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於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影印一份，寄呈紹唐兄裁正。如尚能不汙篇幅，則復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於方家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於北美洲）

【附錄】漢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原載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日的重慶版‘中央日報。掃蕩報’‘學海副刊’（一）漢制中的民治精神

一般說來，總以為我國在君主時代，便完全為君主專制一般大權都操諸君主一人。國政之良窳全視君主一人之賢愚以為斷，人民無絲毫治權然歷觀我國史實則殊有不盡然者。

我國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戰國時代的孟子便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居統治階級的趙威後亦說：‘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為本位。至二千年來的專制時代，雖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狀態下的君主，總不敢過分專制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國家’的統治觀念，在中國二千年來的專制君主，並未被過分濫用。一般君主治國均能正常地保持著制度精神，且我國曆來的政治制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試一觀漢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我國有獨立機構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統一海內，大規模地廢封建置郡縣後始正式確立。然嬴秦祚短，規模粗具遂遭覆滅，而漢人承之，截長補短，地方政治之規模乃大備焉。

漢人既奠定了實兩級的地方政治制度，流變至今日的中國地方政治制度，猶未脫其範疇。故漢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稱為中國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一仔細研究漢代政治制度，便可知不特其創制立法之美與夫用意之深長，至今日猶有其獨特之價值而漢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為特色。較之二十世紀最新的民主制度猶未多讓焉。（二）郡縣鄉亭裡的地方五級制

漢代之地方政治為實兩級制。地方之政治單位為縣；而縣內最小之社會細胞為‘裡’人民聚居之村落也。十里曰‘亭’，亭有長。凡民年五十六以上無役歸田裡者，斯可為亭長；是時一亭內人民之領袖也。故亭之制實為漢代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辦公處設有亭卒二人，其一專司亭辦公處內之雜事，如司管鑰啟閉門戶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維持治安緝捕盜賊者，曰‘求盜’。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制也。亭長有權，可持‘三尺板’（委任狀）捕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