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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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國，立刻就可‘依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

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只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乾淨俐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諡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澈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託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渾名），而期其有成，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臺北甚至廈門）。亨利。喬冶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意瞭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佈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只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只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