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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兩人都少說兩句吧，大家還是要以研究工作為重。
田來有被黃以恆嗆了一頓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地。他就像一個不稱職的飼養員在給老虎喂肉時反被老虎咬去了一個手指頭，所以他坐在那裡骨頭縫裡都直冒寒氣。
在討論上五萬噸啤酒廠工程時，會上充分發揚民主，所有的民主都在論證這個決策的正確性和英明性，只有黃以恆比較清醒，他說現在不是論證上得對不對的問題，而是要討論如何上：“我的意見是分兩步走，明年一期工程投資六千萬，年底就投入生產，第二年投入兩千萬，實現五萬噸瓶裝和散裝啤酒的規模，實現產值一個億，利稅一千五百萬。為了保證質量，提高競爭力，我們的建設必須高起點，上規模，裝置要全部從德國進口。省計委已批准立項，明年春第一批裝置就到上海了。”
鄭天良說：“現在我們是不是頭腦不要發熱，周邊南京、揚州、上海、徐州這樣的大城市都建了啤酒廠，我們一個小小的縣城，既沒有資金保證，又沒有交通優勢，而且缺乏技術力量，有沒有必要建這麼大的規模？我個人是有不同意見的，現在要把明年對鄉鎮企業支援的六百萬財政週轉金都砍掉，有多少鄉鎮企業要垮臺。”
黃以恆總是不緊不慢地伸出溫柔一刀：“鄭縣長，我覺得你不像一個搞工業的副縣長，很像美國參眾兩院反對黨的議員們，但不同的是，你要幹實事，而那些反對黨的議員們除了想奪權外，是不幹實事的。這就是區別。你講的困難，我都考慮到了，而且考慮得比你還要殘酷，但這就是挑戰，這就是對我們能力的考驗，我向市委梁書記立下了軍令狀，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能實現的話，我引咎辭職。說老實話，我們在位一天，就得幹事，幹實事，幹大事，這是改革賦予我們神聖不可推卸的職責。工作就是在挑戰中完成的，沒有哪一項工作是輕而易舉地一步登天的，這跟你老鄭當年辦合和醬菜廠不一樣了，那時候，你只要幹了，就能賺錢，人們的意識和觀念還不到位。而現在不一樣了，我們的工作也不會是像造醬菜那樣簡單了。關於鄉鎮企業，要逐步向民間轉移，向個體經營轉移，這一點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如果都靠財政週轉金活著，這樣的鄉鎮企業是沒有什麼值得保留的。”
鄭天良看黃以恆不動聲色中又將他奚落了一頓，他就毫不客氣地說：“黃書記，你不能對鄉鎮企業有偏見，財政週轉金只是關鍵時刻支援一下，比如合和醬菜廠收菜的時候需要的資金量大，臨時性的借用，不超過一年就還了。怎麼能說靠週轉金養活的呢？”
黃以恆說：“老鄭，你看你真是三句話不離老本行，一談又談到合和醬菜上去，你總不能讓合安縣的整個經濟發展的出路全都靠吃醬菜來實現吧？合和醬菜廠是在一年內還了週轉金，可其他鄉鎮企業呢，至今還欠縣財政三千多萬沒還，只要是縣財政的錢，好像是外塊，撈到手就不想還，當然更多地是還不起了。財政局李局長几次向我辭職，你們可知道我的壓力有多大。如果我們不用有限的資金去搞大企業，不徹底改變全縣的經濟面貌，我們就永遠窮爭餓吵，永遠不會有出路。”
會上的氣氛有些壓抑，會議室裡的煙霧將一張張臉模糊了。他們在煙霧中發揚民主集中制，在一天一夜民主後，最後由黃以恆集中起來形成了決定。鄭天良必須接受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這天夜裡，北方一股冷空氣正在東移南下，明天和後天將影響我縣。縣電臺的播音員就是這樣說的。
等到他們散會的時候，鄭天良裹緊了衣服，他的袖子裡灌滿了初冬玻璃碎片一樣的風，抬頭看天上，天上的星星各就各位，很遵守紀律，它們在各自的位置上發著清冷的光，它們永遠也不開會，因而也沒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想到這，鄭天良身上打了一個寒顫。
合安縣工業區離縣城一點五公里，重新命名後工業區面積達八平方公里，大量農田被徵用，一些農民由此而吃供應糧而成了縣國營企業的工人，而合和醬菜廠的工人在城邊上幹了十年，不但沒有成為城裡工人，還要搬到鄉下去，成為個體戶的僱工，於是合和醬菜廠的工人們開始了集體抗爭。
工業區工地上一片熱火潮天，化肥廠、塑膠廠、繅絲廠正在大規模擴建，電子元件廠、啤酒廠的拆遷和整地工程同步進行，“三通一平”在三個月裡基本完成了，省電視臺、市電視臺的記者幾乎常駐在這裡報道合安縣的“深圳速度”。工地上彩旗飄飄，塵土飛揚，機聲隆隆，歌聲嘹亮。可宏光大道建設與啤酒廠興建工程在進行到合和醬菜廠時，遭遇了前所未有抵抗，城建局吳成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