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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在香港從英國迴歸中國的第二天，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據分析是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同時受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另外還有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援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多年以後，國際經濟學家分析了這次經濟危機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
一、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狀況。以泰國為例，泰銖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買賣不由政府來主宰，而他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金融家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而經濟決定政治，所以，泰國政局也就動盪了。
二、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有了危機感。他透過強大的經濟後盾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韓國，日本，臺灣直至東南亞，都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這給亞洲一些國家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援。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但是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標誌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當然不允許亞洲經濟繼續如此發展，於是美國開始收回他的經濟損失，對於索羅斯的行為，他是縱容的。
三、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援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金融大鱷”“一隻假寐的老狼”是對這個金融怪才的稱謂。他曾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範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於這裡，因為它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遊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並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麼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運作規則。我尊重那些規則，關心這些規則。作為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些規則，是有利於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我認為一些規則需要改進。如果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會支援它，因為需要改良的這個規則也許正是事件發生的原因。”眾所周知，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線。他是一個絕對有實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透過玩弄亞洲國家政權，來達到他獲得鉅額資本的目的顯然是卑劣的。
對於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一、直接觸發因素包括：
（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衝擊。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大約有７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透過炒作衝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
（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一九九二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
（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
（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