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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高沈村距鎮中心大概有兩公里距離，死者李嵐和張丹平日都騎著電動車上下班，失蹤當日她們的車子不知何故都停放在單位停車場，而劉小娥家住在鎮上，步行五六分鐘便可以到單位。三人於工作日下班之後分別失蹤，那時大街上正是人流和車流密集之時，沒有人目擊到強迫擄人事件，三人身上沒有繩索捆綁跡象，也沒有來自激烈反抗的劃痕，綜合這幾個特徵，韓印判斷是熟人作案。
兇手在鎮上誘拐被害人，卻於村內拋棄無頭屍體，拋屍行為隱含著極強的洩憤情緒，尤其在第二個拋屍地點的選擇上，這種情緒則更為明顯。“村委會”是村子的權力象徵，兇手把死者張丹的屍體拋到村委會門口，顯然表達的是對整個村子的強烈不滿。由此韓印推斷，兇手來自高沈村或者曾經在該村居住過，他因為個人境況不佳，以至於遷怒死者甚至整個村子。在他的世界裡，認為自己的坎坷遭遇，是因為受到死者或者村子的不公對待，當然這也許並不是事實，只是他自認為的而已。
另外，姦屍行為很明顯體現的是一種強烈的“佔有”慾望，而切下頭顱是一種斬首動作，有審判的意味。結合姦屍行為與死者資訊來看，審判並非針對死者道德上的缺憾，更多的是針對她們對待兇手的行為。同樣，蒐集頭顱，也可能是一種佔有的行為。這些都表明了，兇手與死者在生活中肯定存在著某種交集。
兇手留在死者胸部的符號，可能是在傳遞某種資訊，也許是他訴說的方式，體現了一種儀式化的標記行為，意味著兇手一定會繼續作案。至於“1·18碎屍案”或者“1·4碎屍案”與這一系列鄉村殺人案有無關聯，從眼下掌握的資訊還無法判斷。接下來要做的，是深入挖掘三個被害人與尹愛君她們在生活中更多的交集之處，韓印相信必有一種交集會指引到兇手那裡。
當晚，韓印留宿在前鹽鎮派出所警員宿舍中。次日早晨，與專案組開了個碰頭會，散會後他和吳所長便準備進村走訪。但中間出了個小插曲，耽誤了他們一些時間。
吳所長的車從派出所開出去不遠，兜裡的手機便響了。接完電話，他著急忙慌地掉轉車頭，一陣疾駛來到鎮中心的一條商業街上。
在這條商業街的中段有一家婚紗影樓，與周圍的店鋪相比，屬於規模比較大的。影樓臨街的大落地玻璃窗中本來杵著兩個塑膠模特，身上分別展示著新娘婚紗和新郎禮服。現在玻璃被砸碎了，只剩下“新郎”，而“新娘”的婚紗被剝落在地上，塑膠模特卻被偷走了。
吳所長之所以親自趕來處理這芝麻大點的案子，是因為影樓老闆是上頭某個領導的小姨子。痞話說“小姨子是姐夫的半拉屁股”，話雖糙，但對姐夫和小姨子的親近關係形容得極為貼切，吳所長可不敢怠慢。他裝模作樣地親自做筆錄，勘察現場，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會抓緊時間破案。在他看來，這個案件可能就是哪個小痞子閒得無聊，搞搞惡作劇而已，等抽空找幾個“所裡的熟客”敲打敲打，差不多就能破案。
進村已經快到中午了，二人直奔趙老師家。
趙老師家和尹愛君家的格局一樣，中間是廚房和飯廳，挑著東西兩個廂房。此時趙老師紅腫著眼睛，臉色蒼白，虛弱地躺在東廂房的一張大床上。她眼球一動不動，呆呆地望向天棚，吳所長和韓印進屋她也沒有任何反應。
兒子劉亮，在床旁的一個小桌上包著餃子，他一臉歉意地請二人落座，小聲說：“從我姐失蹤到現在，我媽水米未進，昨晚聽到訊息更是哭了一夜，我尋思包點她最愛吃的餃子，讓她多少吃點，要不然我怕她身體扛不住。”
“對，對，對。”所長連連點頭，對著趙老師勸慰道，“趙老師你可千萬別這樣，該吃飯還是得吃飯，別弄壞了身子。”
聽見所長的話，趙老師才有些反應，微微點點頭，隨即又開始掉眼淚嗚咽起來。見此情景，韓印和所長只能陪著，等她情緒慢慢平復。
好一陣子趙老師才停止啜泣，韓印便輕聲說道：“這個時候來打攪您實在有些抱歉，但我們希望能儘快抓到殘害您女兒的兇手，所以想讓您配合我們回答一些問題，可以嗎？”
“嗯。”趙老師在所長的攙扶下，勉強支撐起身子倚在床頭，啞著嗓子說，“你問吧。”
“您女兒在村裡與人結過怨嗎？”韓印問。
“沒有，從來沒有。”趙老師未加思索，搖頭說道，“小娥這孩子在村裡人緣特別好，打小她學習就好，還很懂事，村裡的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