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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不光彩，人們總以為在髮廊做活的大都因為找不到工作，如果能跳出髮廊這個“火坑”，她們肯定也會歡欣鼓舞。因而方圓的嫂子託人幫方圓找了一位工廠的工作，她以為拯救了一個失足女青年，可沒有一個星期，方圓就辭職不幹了，她又回到髮廊裡重操舊業，回到髮廊的方圓就像魚兒回到水裡一樣自如、歡樂。當然髮廊本是是非之地，李培林後來因為“保護”髮廊被打成了殘疾，方圓忍辱負重收養了殘疾的丈夫，但丈夫卻不堪妻子方圓的賣身生涯，帶著自殺性地走向了死亡。方圓也捨棄了給她命運帶來災難的髮廊。小說到這裡結束，可能會帶有道德譴責和道德勸諭的意味，髮廊改變了人的命運，毀滅了美好的家庭。可是作者奇峰崛起，讓方圓重新回到廣州去開發廊，至於原因，吳玄寫道：
但是，故鄉西地也沒給她什麼安慰，西地，在她的心裡已經很陌生，她還延續著城市的生活，白天睡覺，夜裡勞作，可是在西地，夜裡根本就沒事可做，更可怕的是，每到夜裡二點，她的乳房就有一種感覺，好像李培林的靈魂也跟到了西地，照常在這個時候吸奶。
回到故鄉之後的方圓並沒有找到靈魂的棲息地，她已經成了故鄉的陌生人，她的心已經城市化、髮廊化了，更可怕的是她的生理也已經城市化、髮廊化了，她已經回不去了。這種回不去的痛苦，按照我們習慣的批評用語是：現代生活對鄉村生活的異化，是城市文明對人的靈魂的扭曲。問題是異化了的方圓仍然必須到異化的環境中生活。扭曲的靈魂必須到扭曲的空間才能安寧。我不知道這是怎樣一種悲劇，我不解的是一大批的城市大名人千方百計地表達對鄉村生活的渴望，渴望迴歸到西地那樣的“家園”，而生活在西地的方圓卻死心塌地要到城市，哪怕是到那個曖昧乃至齷齪的髮廊。這莫非就是人性的悖反？西地和髮廊，哪一個更符合人性的需要？
吳玄沒有去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他描寫了城市文明對人的吸引、對人性的改變。“鄉村其實不過是城市的影子，城市走到哪裡它也跟到哪裡”。《西地》裡的父親便是一個城市生活的狂熱追求者，當然，父親的城市是公社幹部這樣一個具體形象，他像公社幹部一樣刮鬍子，一樣穿皮鞋，戴手錶，插鋼筆，當然還偷偷地跑江湖，做買賣。後來，城市的象徵又轉化為女知青林紅，父親的身體終於進入了城市，在林紅身上父親完成了對城市的想象。《西地》描寫的是父親的性史，也是鄉村生活不斷被城市文明侵蝕的過程。父親強烈的性慾望和效能力與城市文明的內涵暗合，因為在農耕生活轉向商業生活的過程，父親當上董事長，到達了人生的頂峰，但慾望之流最後毀滅了他，“父親最終死在對性的渴求上”，他喝毒酒壯陽，喪失了生命。“一年後，美國人制造出一種名叫‘偉哥’的藍色藥片，效果奇佳”。這意味深長的一筆，讓父親的死亡變得不那麼貪婪了，美國是中國人心中的城市，美國的慾望與中國鄉村慾望在人性的平臺上是那麼的一致。父親的終生追求似乎也就不那麼奇恥了。
《髮廊》和《西地》兩篇小說並不是姐妹篇，惟一的相同之處就是都出生在西地，但《髮廊》裡的方圓彷彿是《西地》裡父親血脈的延伸，這就是他和她對城市的嚮往和無條件的認同。父親以西地為基地，不斷向城市出擊，而方圓則割斷故鄉之根，在城市飄浮，回到家鄉反而如處異域。兩人理解城市，征服城市的方式也是那麼的一致，都是透過性的表達來實現的。父親透過性的滿足來實現對城市的夢想，方圓則是透過性的服務來成為城市的一部分。髮廊不論是斑點，還是腫瘤，都成為城市肌體裡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鄉村和城市被這樣奇異的慾望方式連線著，人性的軟弱和靈魂的幽暗成為小說的底色，讓我們黯然神傷。
吳玄以人性的褶皺作為小說的起點，並不影響或削弱小說的社會性內容。像《西地》透過父親的一生折射了中國農村半個世紀的種種變遷，而《髮廊》裡處處透現出當下生活的種種世俗風情。汪曾祺生前評點另一位溫州籍小說家林斤瀾時用了八個字：詳處略寫，略處詳寫。套用一下也可用八字評點吳玄：實處虛寫，虛處實寫。他寫的都是人性的悲劇，卻以非悲劇甚至喜劇的方式來敘述。自樹一幟，並不隨風招展。
西 地
作者：吳玄 中國作家網2004年6月17日
一
那年九月，父親來信說，我決定與你母離婚，務必回家一趟。信簡短而急切，如同電報。“決定”、“務必”之類的公文語言是父親當村長時學的。我討厭這類語言，但父親會寫“務必”，已很不錯了，他只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