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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獲得特惠方便。他的商業合夥人對他的幫助不大。他相繼興辦了三家紡織廠，同時開始棉花種植，開辦輪船公司、麵粉、榨油和鹽業。他還興辦普通學校、專科學校，修路，建立公園，在家鄉南通開辦孤兒院和敬老院等。他提倡在省內建築更多的鐵路和學校。1909年任江蘇省諮議局議長。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商業總長。
唐紹儀（1860…1938 ） ，廣東珠江三角洲澳門附近的香山縣人。這裡不僅誕生了他和他的叔父、著名買辦唐廷樞，還誕生了孫中山和那個耶魯大學出身、1872 一1881 年間任清政府駐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教育總監的容閡。青年時代的唐紹儀是第三批到哈特福德的中國留學生。在全體留學生被召回國內之前，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了一個時期。說英語的唐紹儀曾在駐朝鮮總督袁世凱手下任職。後來袁世凱被提升，他繼續在袁手下掌管對外關係事務，特別是有關築路的交涉。他是一個典型的愛國青年，是能用英語申張中國權利的人物。作為外交官，他使英國承認了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他在外務部裡設了一個專管海關總稅務司的辦公室。‘唐認為應該有中國人參與海關管理！）當時總稅務司是英國人，這樣一來，至少名義上是中國人管了。他又幫助重新禁止鴉片煙。這些事和其他一些恢復中國權利的改革事項，使他在外國人心目中成為一個危險的激進分子。
伍廷芳（1842 …19922 ） ，生於新加坡，因此算是英國臣民。伍原在香港英國學校讀書，畢業後任法庭翻譯、報紙編輯，後又赴英國學習法律，是香港第一個中國人律師，並任立法會委員。1882 年後人李鴻章幕府，辦訓練學校，建築鐵路，後人外交界。伍兩次出使華盛頓（1897一1901 年及1907 一1909年），並參與清朝律例改革。
統治階級中的激進派士大夫雖然都有一種把中國從帝國主義包圍圈中拯救出來的民族主義雄心壯志，但他們在1909年以及以後年代，主要還是透過省一級機構，更具體地說，透過省諮議局作為活動的渠道。中國的一個省同歐洲的一個國家面積差不多。省同省之間，由於文化、歷史，特別是方言、飲食習慣、經濟與戰略地位各不相同而有所區別；同一省內，由於民間傳統風俗習慣有共同之處而易於接近。愛國主義從家鄉開始，新中國計程車大夫也最容易在省會結合起來，因為那裡經常是考試和新軍訓練的中心，也是接受刺激變革的外來事物的地方。因此“同鄉關係”是體現廣泛的民族主義情感的最有效方法。在舊有行幫會館之上，現在又有了商會；同時在士大夫中間由於外國的侵略（以及外國的榜樣）產生了“自治運動”。這兩者都是在省一級成長起來的。在一個又一個事件上，省的利益和全國建立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努力相對抗。漢族反對滿族的情緒也見之於各省反對中央的活動中。
最突出的是在建築鐵路問題上的“護權”運動。經過極其緩慢的開始― 中國在1896年只有大約240英里鐵路― 帝國主義者於1898 年替幾個外國銀行辛迪加獲得了修建並管理幾條鐵路的權利，合同規定若干年後對外國股東還本付息。省內的商人、士大夫團體則要求自建鐵路以為對抗，但是又沒有足夠的資金。他們認為，北京的建造國家鐵路計劃是向外國人出賣權益。1911 年北京試圖收各省築路權為國有，這自然也是技術上所必需。四川省計程車大夫就發起了一個’‘護路”運動，強烈辱罵清政府。這個辛亥革命的前奏曲，是典型地由一些地主商人出身、在日本留過學後來參加了省議會的“舉子”們帶頭搞的。四川省的主要秘密會社哥老會參加了推翻滿清的運動，但是不久被新士紳領導的政權排除出去了。
由此可見，為世紀初中國的統治階層頗為活躍，但是中國的農民則無動於衷。
紳商合流的興起，給農村的社會生活帶來很不利的影響。在土地上的商業投資，增加了土地的價值。同時老式的地主士大夫紛紛遷移到城市裡去了，他們和他們的佃戶間原有的相互依存以致個人間的互相往來關係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個人的市場關係。村社共同體意識也沒有了。此外，下層士紳（比一般百姓高一層）也被卷人金錢來往中，從而加強了地租負擔和對農民的剝削。自耕農輸給了城市裡的大的土地投資者― 有點像美國農業家庭面對著農業經營公司的金錢勢力那樣。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新計程車紳商人混合階層使用武力加強了城市對農村日益加重的剝削。19 世紀5O 年代以後，地方的叛亂是靠新建的地區和省屬部隊加以控制的。隨著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