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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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年開始即使全世界為之振奮，得到了廣泛的同情，正像同情西班牙共和國派與佛朗哥作戰一樣。這為那些力圖實現中國生活現代化的人提供了努力的機會。中國新興的自由教育體系，在校址和裝置方面遭受到慘重的破壞。很多學生遷往長江上游的西南地區，教職員們跟他們一塊兒到了那裡。從北京來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從天津來的南開大學，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同時，燕京大學和其他基督教院校則集合在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這時候國家資源委員會己經在後方開辦了一些礦山和工廠，長江下游許多工廠也拆卸下來，陸續搬到後方內地。知識分子和政府公務員以極高的愛國熱情，忍受背井離鄉之苦，放棄沿海城市生活的各種方便，學會在內地過著比較艱苦的生活。不幸的是，雖然他們是現代中國主要的專業人員，他們的希望卻落了空。這是因為政府的無能，也是因為環境太落後之故。
國民黨政權解決問題是靠一些短期的變通措施，無法增強人們對未來的希望。少量的物資和人，主要沿長江以北的隴海鐵路線，從日本佔領區進來，也有一些從香港航空運進來，到1941 年香港失陷後也就斷了。那個時期重慶政權還能夠徵集到糧食充當田賦，以維持它的行政機構。負責發展工業的人搞了幾個兵工廠以支援抗戰。日本轟炸重慶，激起了人民抗戰的熱情，但在同時，統一戰線的情緒越來越低。重慶的激進知識分子紛紛逃往北方的延安。隨著局勢日趨惡化，中共有更多的人滲透到“自由中國”來。國民黨的組織者對於知識分子也就越發高壓戒備。
蔣介石及其政權之頑固保守和在南京的時候一模一樣。他們覺得戰爭只是軍事單位的事。大學教育是為將來用的，因此用不著動員學生為戰爭努力，只要發給獎學金，讓他們學習就行了。識字運動當然不去提倡，公共衛生服務根本不到農村去。舊中國統治階層的人在農村中依然離開群眾遠遠的。經過遷移的國民政府總是覺得它自己處於潛在的敵對環境包圍中。作為“下江人”； 他們都是離鄉背井，等待回到沿海城市去。早年民國搞城市的現代化，但農村的原有機構並沒有打爛。相反，在國民黨統治區內，西方留學的自由派現在卻和法西斯頭目、最忠實於蔣介石的黨的領導同居共處。黨和政府的秘密警察千方百計努力保持現狀，越來越把自由主義者看成潛在的顛覆分子，因此要牢牢看住他們。他們設立許多訓練中心，把教授們分批集中起來，要他們忠於三民主義，結果反而增強了他們的敵對情緒。用強硬辦法對待學生、出版家以及其他似是而非的敵人，一步一步擴大了政府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隔閡，而政府還把未來的希望寄託在他們的身上呢。
四川 省除了陪都重慶周圍的水澆稻田外，大部分是高山和激流，氣候潮溼得令人極不愉快。沒有暖氣裝置的地方，冬天很冷，夏天極熱。除了缺乏一切現代生活的便利外，還得加上弄得人寢食不安的通貨膨脹問題。
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那樣住在農村，而是生活在鈔票印刷機旁邊。這種短視的應急辦法造成的通貨膨脹，一步一步耗盡了財力，使所有上層人士意志消沉。總而言之，一切事實都證明國民黨政權不可能以創造的方法改變它戰時的命運。在1945 年抗戰結束時，還是那些老大的黨魁們在政府各部之間調來調去；沒有新的一代人接替他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民政府暴露了它早期就有的弱點，只是程度上更加厲害而已。它和四川、雲南以及廣西各省軍閥當權者之間糟糕的關係，使它花去不少力氣去鎮壓或對抗各種派系。因此重慶要想擴大地方自治，也十分困難。雲南這個變成”自由中國”空中門戶的省，省政府就能不讓蔣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大部分軍隊駐在省內，直到戰爭結束以後才改變這種做法。結果，在1945 年以前，國民黨警察無法鎮壓昆明西南聯大的學生和教職員爭取聯合政府和反內戰的運動。l 洲石年一位領頭的愛國教授聞一多被暗殺一事證實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政權的普遍不滿。在蔣介石統治下，當權者根本沒有人民參加民主的概念。戰爭初期他們還設定了一個國民參政會作為一個簡單的顧問機構，以便動員自由主義者參加戰爭。後來國民黨連這個也包辦去了，不要這個自由意見的傳聲筒。
國民黨在對待農民方面也一點都不高明。雖然通貨膨脹開始時因為抬高了農作物的價格，使農產品生產者得到一些好處，但是這點好處很快就被苛捐雜稅抵消了。地方政府派下千百種名目繁多的稅款，主要為了維持他們的行政機關和填塞私人的荷包。例如，有所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