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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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立了新的國民政府再說。放棄在農村進行社會革命似乎是統一戰線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中共自己也悲嘆著“農民搞得太過分了”，因為南方各省的農民協會在北伐中像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導致仍然掌權的地主惡霸和大小軍閥實行了殘酷鎮壓。中共和農民運動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在1927 年統一戰線破裂後，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這樣，中共給自己造成了災難。
在這個時期毛規規矩矩地沿著莫斯科傳達來的路線走，枉然跟著那個在想像中存在而從未出現過的“高潮”前進。他發現農民們可以動員起來，甚至能夠奪取城市，但是不能夠同國民軍打仗。因此，毛找到了信心，認為中共是能夠生存和發展下去的，只要在一個地區內有人力和糧食支援戰鬥，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1931 年以毛為主席的’‘江西蘇維埃共和國”就成了這一努力的榜樣。
這時中共開始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實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把希望和機會給予貧農，以獲取農民的支援。毛和28 個布林什維克之間的爭論之一，是如何對待富農的間題。毛認為他們在當地經濟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莫斯科訓練出來的教條主義者，認為富農是農民意識的根源，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只能起破壞作用。蔣介石發起剿滅這個共產主義腫瘤的戰役，逼得中共確立了游擊戰原則。第一條原則是吸引敵人沿著他們的補給路線深人進來，然後切斷他們的先頭部隊。第二條原則是不能集中優勢兵力、沒有打勝仗把握時，決不硬拼。江西東部，山勢陡峭，道路極狹窄，是實施這種戰術的理想地方。蔣介石的圍剿隊伍，進攻得越深人，處境越危險，直到第五次圍剿才取得成功。那一次德國軍事顧問幫助設計了在進攻沿線山坡上構築系列碉堡的戰術，使一個碉堡的火力可以掩護另一個碉堡。這樣串連起來的碉堡群，中間用載重汽車供應，不致個別孤立起來，終於使蔣介石佔了上風。這也使游擊戰的第三條原則，即動員農民提供情報、給養、人員和糧食辦不到了。到1934 年末，中共離開江西進行長征。開始時全軍約10 萬人，一年後只剩下約4000人。
長征的目的是找到一個新的根據地，這個地方需是國民黨軍事外圍的邊緣，多少有些像過去滿族在明朝帝國外圍的邊緣那樣。中共需要一個安定的地方休整自己。當時如果雲南得手的話，中共也許在雲南呆下去了。儘管地方的軍人勢力不願意接納中共，結果他們還是被蔣介石的追剿部隊所制服。追剿中共軍隊為中央軍接管邊遠省份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藉口。
長征歷來像是一個奇蹟。可是紅軍的長征卻比《聖經》 裡摩西率領他的信徒衝出紅海有著較好的記錄。（一年當中步行了日刀）英里，平均每天17 英里。）為什麼這麼多軍隊以及黨的組織者能夠以飛快的步伐走得這麼遠？
我們一定要張望一下地形。中國的西南是崇山峻嶺中大大小小盆地縱橫交錯的地方。人口眾多的平地流淌著從無人居住的群山中瀉下的河流。長征穿過西南地區時，不能不跨過群山和深壑，躲開平原和通汽車的道路。所以一路都是高山峻嶺、深川峽谷，沒有平地。扁擔代替了輪子車，雙人的擔架代替了車箱。
1942 年同盟國軍隊在緬甸吃了敗仗後，史迪威將軍也曾長途跋涉過，美國人也嘗過一次長征滋味。他作為指揮官帶兵慢慢進人印度。在長征中，中共高階指揮官有時睡在擔架上，大批隊伍則爬山越嶺或踏過水田，在蟾岩石路上攀登。他們經常是在深夜裡處理敵人的情報，研究地形、人事和戰略問題，準備第二天的行軍或作戰。史迪威將軍本人是非到快死時不會讓人用擔架抬他的。相反，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顯而易見，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能經受住長征，而美國領導人卻不能經受。
中共領袖們身邊還帶著勤務員、警衛員等，和正規軍一樣。正像美軍和日軍作戰時那樣，他們有秘密的諜報來源。他們的報務員經常收聽到國民黨軍隊通訊系統間簡單的明碼電報。他們瞭解敵人，比敵人對他們的瞭解要多。
長征程序中一個主要問題是下一步到哪裡去，以及誰來帶頭前進。在江西出發前，毛澤東被蘇聯留學的28 個布林什維克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貶黝。人緣好的周恩來在軍事指揮地位上凌駕於毛澤東之上。但是誰也沒有能夠打破蔣介石的堵截。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動輒愛打的陣地戰，無一不遭到失敗。在長征的初期，特別在渡河時，損失慘重。最後毛澤東的非正規的運動戰的主張終於被採納了。在向西北前進的路上，毛澤東於1935 年初重新被推
